如前所述，由于日本
刑法第
61条的明文规定，教唆犯的成立以正犯实施实行行为为前提条件，因此采取的共犯从属性说的实行从属性说。关于未遂教唆的问题上，共犯独立性说和共犯从属性说都有主张者。在要素的从属性问题上，在日本，现在基本上是极端从属性说与限制从属性说之间的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通说以
刑法第
61条的“犯罪”一语为根据，采用了极端从属性说。但是，在今日，重视该条的“使实行了”这一点而支持限制从属性说的立场被通说化了。 采用限制从属性说的立场，无疑扩大了教唆共犯成立的范围，相反，缩小了间接正犯成立范围，这是理所当然的。
（二）德国
德国现行刑法典第26条规定：“故意地确定了他人达于其故意实施了的违法行为者，作为教唆者与行为人同样处罚。”第29条规定：“对每一个参加者，都不考虑他人的责任而根据其责任予以处罚。”第30条规定：“（1）力图确定他人去实施重罪或者去教唆重罪者，根据有关重罪的力图的规定予以处罚。但是，其刑罚必须根据第49条第1款予以轻处。相应地适用第23条第3款的规定。（2）就实施重罪或者教唆重罪，表示愿意、接受他人的请求或者与他人约定者，同样处罚。”
关于未遂教唆问题，德国理论通说和判例均认为，教唆的故意的意图不是为了实现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结果，就不成立教唆。因此，教唆人仅仅具有达到未遂的意图时不能认为是有教唆的故意的。即可以处罚教唆的未遂但不可以处罚未遂的教唆（帝国法院刑事判决15，315（317）；44，172（174）；联邦法院，《
刑法档案》1975年第333页）。可见，在德国未遂教唆是不处罚的。
关于独立教唆犯问题，根据德国刑法第30条第1项的规定，不论是正犯做好了实施种类未定的犯罪的一般意义上的准备，还是有实施某种犯罪的倾向，都不能排除成立教唆犯的可能，只要是实施具体犯罪的决意肯定是在教唆犯的影响下作出的，就已足够。即独立教唆犯在德国是受处罚的，只是必减其刑而已。
关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认识错误，德国学者认为，在幕后操纵者相信实施了教唆盗窃或教唆谋杀的行为，但客观上是作为间接正犯而行为的，因此，没有认识到其行为支配，不能以间接正犯论处。相反，在直接实施者负有完全责任情况下，幕后操纵者错误地认为，直接实施者缺乏故意或责任能力，他相信具有行为支配，而实际上他只起到了教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也只能认为是实施终了的教唆犯罪，因为行为支配当中包含了教唆故意。[11]因此，在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认识错误问题上，均以教唆犯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