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领导在场的大会发言席，是公开检验一个人是否恶心的最佳场所。发言者逮住这样一个机会，就会用尽全部招数，把词汇量储备中所有用来拍马屁的词语通通拉出来，时我不待地硬塞到发言中去。这种人是丝毫不顾及听众感觉的，尤其是一些做点芝麻小官的发言者，在大官面前，甚至不惜把手下群众的功劳无偿送给领导，什么话能讨好领导，什么话能取悦领导，就打开话匣，拉开脸面，扯开嗓子，放开音量，竭尽全力粉饰，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心不跳、脸不红。其实，发言者并非不可唱赞歌，我也多次在一些有领导在场的大会上登台发言，也会赞颂领导，但赞颂不等于讨好，表扬不等于虚伪。如果把领导功能无限夸大，把群众奉献有意缩小，就明显违背了实事求是，是在明目张胆地欺骗领导，恬不知耻地欺骗听众，在侮辱了大众智商的同时，也玷污了自己的人格。如果这种人是一名党员，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党员；如果是一名干部，就是一名不称职的干部。这种党员干部，干净的群众可能会唾弃，但爱听好话的领导肯定会喜欢。这种风气的长期存在，必然助长了忌讳的生命，扩张了禁区的地盘。
于是，茶余饭后，没多少人敢议论领导；媒体报章，也不敢刊登直言批评领导的文章，除非某人成为国家认可的人民公敌，大罪在身，或者上面统一了口径，才可以允许较真者舞文弄墨。如此这般，批评成为了斗争手段，满足了特定时期特定事件的时政需要，而不再是审慎的独立言论。
天长日久，在忌讳和禁区面前，越来越多的人会麻木起来，以至不仁。骂领导，不仅不再是一种正常的批评，反而成为不少人眼中的无聊之举。把“骂领导”这种人世间最应该做的好事情视为“不干正事”、“闲的没事做”，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彻底翻天了。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尤其在转型时期的当代，问题层出不穷，理性观察，自然有其客观因素，但只要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就会发现无数个问题，说到底就是领导的问题，错就错在了领导，而不是社会。拐着弯子骂社会，还不如直着筒子骂领导。骂社会，领导会偷着乐；骂领导，一旦这种良好的风气成为时尚，效果要比骂社会强出上亿倍。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先生在其最近艰难出版的《抵抗通吃》一书的“代序”中说：“（我们）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但能够把骂人视为生活享受的人又有几何呢？能够把骂领导作为最有快感的正气之事，又有谁人呢？不骂领导，表面上看起来是尊重领导，但实质上是对领导的最大不敬，是对社会的伤害，是对人民的背叛。领导手中紧握的权力表面上是自己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上级的信任与重用而赋予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人民有条件赠送的。一旦领导误用、错用、滥用或者不用这一神圣的权力，就应该承受来自于平民的合理批评。
宪法也赋予了公民批评的言论自由，赠送给公民以监督的法定权利，骂领导的主要常识性与法律性根据也就在于此，对于那些该骂的领导不去骂，就是对这一坚实根据的挫伤与戗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