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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这里意义上的“作证人”是指言词证据的提供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以及鉴定人。并不单指狭义上的证人。
对于单位是否可以成为证人的主体，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实践中存在很多以单位名义提供的“证言”。但是，从证据理论出发，我们认为，单位并不能成为证人证言的主体，单位提供的书面材料如果是司法机关调查之前就有的书面文件（比如经济合同、帐目、发票等）就应当作为书证处理；如果是对案件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进行说明的，也不应当以单位的名义提供所谓的“情况说明”，应当由直接感知案件情况的自然人出庭作证。这样可以防止真正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以单位作证的方式逃避责任。具体可参见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第17页。
程灿坤：“试述‘一对一’证据的采信与运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5期。
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一些基层法院出庭率不足1%”，http://www.evidencelaw.net/new/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19，2007年3月3日浏览。
蔡立忠：“稳定‘一对一’受贿案件证据‘六法’”，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7期。
直接审理原则与言词原则在破除纠问制诉讼书面审理的弊端而言，具有相同的功能，但两者分属不同的诉讼原理。详见（台湾）陈运财著：《直接审理与传闻法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3页下。
这里的“证据方法”与下文中的“证据调查方法”是不同的。“证据方法”强调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方法，“证据方法的直接性”要求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本身，而不是经过传递或固定的。“证据调查方法”则是调查证据的手段，“证据调查方法的直接性”是指法官调查证据必须亲自、直接。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台湾）林钰雄著：《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学林文化，2002年版，第50页。
（台湾）陈运财著：《直接审理与传闻法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4页。
（台湾）陈运财著：《直接审理与传闻法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2页。
参见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第176页。
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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