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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页。
这个源自Olson所著《诉讼爆炸》书名的说法首先出自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朝阳区法院是全国受理案件最多的法院，参见，陈宏伟：“和谐社会呼唤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法制日报》，2007年4月11日。
《秋菊打官司》中为了讨个“说法”的秋菊，最终得到却是村长被拘留这一她不希望得到正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司法中因文化或价值抵制导致的诉讼困境，诉讼绝非万能。
20世纪80年代调解与诉讼比例约10：1（最高达17：1），2001年已降至1：1，参见，江伟、廖永安：“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参见，范愉（主编）：《司法制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特别是儒家“无讼”理想，“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本书编写组：《学习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导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参见，《罗干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４０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http://www.dwzx.net/system/2003/11/28/000021817.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2月5日；方益波，“学习创新“枫桥经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7日。
见，徐斌：《丽水市莲都区人民调解制度调研日记》，北京大学06法律硕士法理学诉外解纷调研项目，未刊稿。
见，《人民调解的未来之路—写在上海市杨浦区街道、镇调委会“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推进会召开之际》，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0731， 最后访问日期：2007年3月5日。
参见，启东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建立启东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通知》, http://www.qddtj.com/ViewInfo.asp?id=119，最后访问日期：2006年12月28日。
参见，何晓鹏：“ADR:法院大门外的调解试验”，《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4期，第23页。
此消息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宋朝武教授，参见，孙展：“本土资源的重建”，注13引书，第29页。
正如苏力指出“真实世界重的情况确实从来都不总是为立法规定的”，参见，注1引书，第8页。
虽然这种自治性组织一定比例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导，但仍是远离国家的影响的。参见，注11，注12，注13。
同注9，注10。
见，苏力：注1引书，第19页。
参见，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0页。此外，关于纠纷的定义，请参见，六本佳平：“第六章 纠纷之非公式处理”，《法社会学》，有裴阁，1987年，第98页。中日多位学者都参照了六本佳平的观点。
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页。
见，高见泽磨：注19引书，第11页。
需要指出，J省矛盾纠纷调解庭的名称中使用了调解，但是它的领导机构却使用了“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这一含有“调处”字眼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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