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文章目前数量众多、观点各异，但在基础概念上并无大差异。高见泽磨认为，“纠纷”是存在多个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对立，他们各自主张自己的利益，处于相互之间没有达成妥协的状态，并且此权利不仅需为法律所认可，故“纠纷”有时也用“矛盾”一词来表达。[19]何兵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纠纷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与秩序相映称中，得以呈现出来”。[20]“调解”，是由第三者站在中间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21]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人民调解制度受到批判时，也曾提倡使用“调处”制度，此处的“调处”一词与“调解”在一些情况下具有相同的含义。[22]
国内学者对调解的分类意见基本一致，根据调解人的权力属性，可将调解大致分为二类。一类是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代表即是人民调解。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1989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这些规范确立了人民调解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人民调解具有群众性，人民调解组织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之一；人民调解具有自治性；人民调解具有民间性；人民调解还同时具有“司法辅助性”或“群众司法性”。[23]
第二类就是公权力主导的司法调解以及行政调解。法院调解被定义为“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主持、说服和教育当事人互谅互让以解决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24]与人民调解相比，两者由很大不同：性质不同，司法调解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诉讼性质”的活动；进行调解的人员的地位和责任不同；处理的案件类型也不尽相同；调解达成的协议的性质也有重要区别等等。[25]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在制度设计时，国家基于古典的三权分立思想，以及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行政解纷机制持怀疑和抑制态度，行政的调解权和裁决权屡遭冷落，仅余下劳动仲裁一枝独秀，并且对行政调解及裁决的程序和效力问题都为妥善规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纠纷解决的专业性导致法院并非总是适当的场所，行政专业部门反而是一个合理的机构，行政调解的发展值得我们反思。
三、政党调解的社会生态系统
“三位一体”这一词本源自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宗教概念，大调解的“三位一体”并不关涉宗教，只是资源整合实践中的一个概括归纳和常用语，[26]简言之，面对纠纷时，在共产党的主持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衔接、彼此配合支持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一种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的良性互动大调解格局”。[27]
1．阳镇的社会生态
JZ市位于J省中部，与省会毗邻，市辖区面积1.64万k㎡，人口306万，划分为1市1区9县及1个经济开发区，118个乡镇。历史上是法家文明的发源地，法家文化已深深根植于J省文化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修改《县组织法》，全国推行”乡村自治”制度，即以阎锡山当政时J省的乡村自治经验为范本；JZ市是晋商的故乡，票号（现代银行的雏形)云集，明清及民国初年银行业与金融业异常发达，在当时的国际及国内的商业往来纠纷中也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文化和体系。JZ市旅游资源亦十分丰富，有多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阳镇所在H县自古以来民情敦厚、里俗淳朴，素有内和外顺之美称。H县具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全国十大产煤基地之一。H县的畜牧业和林业亦十分发达，属全国黄牛改良基地县及林业基地县。但在煤炭、养牛及林业产品深加工产业上还较落后，并且H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阳镇是H县第二大镇，有34个行政村，人口18849人，现有煤矿9座，年产量76万吨。[28]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煤炭企业改制、煤炭收入再分配是易产生纠纷矛盾影响阳镇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