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法官可以主动地向专家咨询，理由也很简单。既然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借助专家的著作来分析案件，为什么不可以主动请教专家，借助专家脑海里那些尚未形成著作的思想，来审判案件呢？法官主动咨询专家和专家受一方之请出具意见书不同。法官主动咨询专家，所咨询的对象是法官按自己的心意自由选择的。这种随意挑选，排除了专家和案件发生利益关系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法官咨询专家意见后，如果专家的观点有助于案件审理，法官可以直接将专家的观点写入他的判决。如果专家的观点不值采信，法官可以毫无压力地将其置于脑后。专家的这些意见并不形成书面文字，即使形成书面文字，也不会入卷，法官不会受到专家的压力。反对法官判决的人们也不可能拿着专家意见书，指着法官的鼻子责备道：“你们目无专家，你们专横霸道。” 个别居心叵测的法官，也无法用专家意见书掩盖自己内心的阴暗——“这是专家说的”，以此来抵挡社会对他们审判不公的指责。两者间的区别，细心的人们一定看得清。　　
　　引发我写作此文的另一个案件是所谓的“天价葡萄案”。北京的几位民工，无意间偷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花费几十万元培育的葡萄良种。他们犯罪了吗？检察机关为了准确定性，邀请了法律专家进行研讨，专家研讨的结果被媒体公布于众。北京的一位法官看后，向记者称，他感到很气愤。案件尚未到法院，专家怎么能定案呢？这是对司法独立的粗暴干涉！
　　这位法官同志，你不必气愤，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既然法官可以主动咨询专家，检察官当然也可以主动咨询专家，这不会干涉司法独立。这样的咨询意见有助于检察官们理清他们的思路，以便他们准确地起诉——这将有利于你们的审判。但如果他们将专家具名的意见书直接提交给法院，并试图以此来左右你们，逼迫你们，你们有权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接受。如此一来，专家们如何能干扰你们的审判呢？　　
　　一个重大案件发生后，法学家们可以在私下里发表个人评论，也可以在媒体上进行公开的理论探讨，这是言论自由的当然内容。任何一个疑难案件，任何一个复杂的政治和法律事件，公众和专家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真情，但他们永远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我们不应禁止专家和公众公开地评论它，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如果评论必须“一贯正确”，那么，我们将永远没有评论——谁能保证自己一贯正确？须知，没有对错误言论一定程度的容忍，言论永远不自由！　　
　　五、丹宁法官：我们绝不压迫那些说我们坏说的人　　
　　英国近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一份判词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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