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即民主化问题，我在上面已有较多的讨论。民主化很重要，但难度颇大。如果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作某种路径探讨的活，我的想法是首先坚持第一方面的改革，致力于构建有限、高效的现代国家体制，防止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第一方面的改革相对比较容易，不触及根本的政治框架，而且会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这种改革会触及诸多既得利益，也会遇到
　　巨大阻力。第二方面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探索。
　　【问答部分】
　　问1（李强）
　　从历史来看，中国对合法性没有什么意识，这个怎么解决。季先生，谈到官僚问题，可能是公民的意识问题，可能是体制外的问题。这个怎么看。
　　李强：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问3：
　　（李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不公平，这个时候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中国如何平衡？
　　李强：关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我只想讲几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改革开放。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经济面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世界上有巨大影响的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人民选择自己生活
　　方式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这几十年无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近代世界发展史上都是辉煌的几十年。忽视或贬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领导、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人们的亵渎。当然，现在人们对前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如公平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一个有智慧的民族的突出特点是当新的问题变得明显时能够审时度势，面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怨天尤人，幻想从一开始就可能提出一套尽善尽美、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就社会公平而言，我在前面反复谈到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我以为，目前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大，造成权力寻租，导致官商勾结，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能够在这方面作必要的改革，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中起点的平等，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顺便说一下，我强调国家构建本身是和任何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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