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季卫东教授从维权的角度谈民主问题。维权以及季卫东教授所列举的其他措施本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们都有利于改善政治治理，但同样都无法解决民主政治试图解决的问题，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譬如维权，如果某一维权行为的目标最终得不到实现，人们就可能将原因归之于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不但无法加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再入季卫东教授多次谈到的议会监督，西方议会监督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议会选举这一程序。若没有这一程序，议会自身便失去合法性渊源。至少大众会作出这种解释。最近一段舆论界讨论颇多的交强险便是这方面的例子。该险种是经过正式立法程序通过的，但根据一些批判者的观点，它是政府给保险公司的大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我觉得，在议会选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赋予其过大的权力不仅不会强化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反而会敞开利益团体影响政治的机会，甚至造成多种法律互相冲突、矛盾，缺乏统一的法源，削弱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公共意志体现者的角色。
　　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呢？我自己感觉，自80年代以来，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试图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现代国家构建问题，第二是民主化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全能主义政治框架向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协调、有限、高效、廉洁的政府转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结构是全能主义结构，下到单位，上到中央，各个层次中的政治权力居于核心地位，全面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传统的政治框架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控制资源，容易造成寻租和腐败，也影响经济运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无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这两方面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1978年以来政治改革的核心一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减少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构建有限、高效的政府，也就是现代国家体制。这些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最近若干年来，由于社会要求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大众又把实现公正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身上，这种要求又和政府部门所具有的自我扩张的冲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这种趋势若发展下去，可能会危及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对此必须高度警觉。我自己感觉，在这方面的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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