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能不能让95%的纳税人满意？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过去25年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了八十三倍。财政开支增加了，城市变得更漂亮了，公共设施改善了，这都很好。但是收入与开支是否达成平衡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向社会汲取过度啦？这么大笔的开支，钱都是怎么花的，究竟用到哪里去了，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就会引出国家经营的主张，也会导致政治改革。所以，民主化并不是谁心血来潮的表现，也不是谁吃饱了撑得拍脑袋异想天开。民主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是现实的需要。
从公司经营看国家经营，参照
公司法再来探讨国家治理的规范，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从财权与事权的配置上重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会计和审计的角度理解技术性的“预算议会”的作用，把股东代位诉讼与个人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等等。
最后我要强调，2005年修改的
公司法有一点变化是国际社会瞩目的，这就是公司经营中党组织定位的问题。其实国家经营中党组织究竟应该怎样定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党组织定位的一些变化。例如“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还要求党代表各阶层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当然，它还是集中化程度很高的“组织型政党”，并不是议会政党。这样的组织结构能否适应社会已经多元化了的格局，现在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于是才有“党内民主”之说。“党内民主”可以使党的科层制发生某些变化，例如党员代表常任制、党内分权制衡等改革举措使党的组织结构更有弹性，进而可以对组织政党的定位进行
调整。
从政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我们是不是要干脆来个西方式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在政治理念上，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样的政党政治的确更适应社会多元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民主决策。但是，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有些偏颇急躁，会造成欲速不达的后果。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也有优势，这就是可以深谋远虑，不必顾忌社会短期行为的压力。尤其是在对既有的社会构
造进行改造的历史阶段，政府的合理化举措往往伴随着新制度出生的阵痛，未必总是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时，如果存在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竞争对手很容易提出讨好选民的口号，很容易把眼前的利益变成政治对立的焦点，很容易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为了避免落选，执政党不得不迎合世俗倾向，牺牲长期合理性。但在一党制下，推动改革的领袖集团更有力量克服保守势力的抵抗。尽管一党制在社
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有它的道理，但还是不得不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根本感觉不到正当性竞争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就难以反映社会不同诉求，举措就会僵硬，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深谋远虑的决策在执行阶段也很容易被扭曲。
换句话说，即使认为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党制是必要的、有某种优势，还是要认真考虑如何限制过度集中化、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要精心设计良好的制度框架，让长期执政的那个政党感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它的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各种必要的限制。与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不同，但又能避免一党独裁流弊的制度框架应该怎样设计？在一党制下能否模拟两党或多党的弹性机制，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在这里，日
本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