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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一方决定，一方服从，究竟谁服从谁，要看力量对比关系。当然，这时的力量对比是指魅力，而不是暴力或其他实力。如果双方力量对比关系比较均衡，就会采取其他决定方式。例如摆出理由来互相说服，或者协商到意见完全一致，或者抓阄，有很多选项，可以从中择优采用。如果是三个人甚至更大群体的决定，就会更加复杂，可能按照先例办，也可能推举一个大家都信赖的聪明人作决定，也可能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动物”。也就是说政治并没有什么神奇或可怕的，无非是对公共事务作出适当的决定而已。
应该首先从如何处理好身边的事情开始谈政治改革。现在讲民主化，在有些人眼里简直就像洪水猛兽。政治话语里有好多禁忌。其实所谓民主化，归根结底是要提高政府反映和实现各种利益诉求的统治能力。健全的民主政治，会提高国家的统治能力，所以俞可平教授要强调民主是好东西。另外，我们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刚才两个同学介绍的本周法治热点和实例已经说明了这点，如漫游费该不该收、“牙防组”为什么能悠忽全国人民、“过劳模”怎么救济，还有征地、环保等问题，都与政治决策以及权力制约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这些事情上看政治改革，民主化就比较容易找到共识，能找到切入点。
我还要特别强调，透明财政和集体谈判是从身边事情开始推动民主发展的双轮。基层政府的财政，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何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决定很重要，这就是极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围绕分配公平，当然会出现谈判现象。在谈判当中，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交涉能力也不一样，很难对等，也就很难实现公平。政府已经公开承认存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增强弱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交涉力呢？这就是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民主化也就有其必然性。弱者如果有了投票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免得他们以强凌弱、仗势欺人。所以民主选举有利于弱者。弱者如果还有团结权、那么投票权的行使就不会分散，就更有目的性。弱者组织起来很重要，这个命题毛泽东早在搞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提出来了。比如同性恋是少数派，在欧美各国他们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性工作者是弱势群体，已经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进城农民、下岗职工当然也属于弱势群体，但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抵制侵权行为呢？可以容许性工作者的自我管理组织，就应该容许我们的农民工人兄弟们组织起来自治和自救，进行集体谈判。这个问题处在民生与民主的结合点，很有探讨的必要。
至于国家政治，涉及到社会结构、规范、制度等等。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以家族为模式来设计的。国与家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所以政治生活称为“国家”。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家族格局和父权家长制统治方式。１９７０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彻底的核家庭以及“８０后”独生子女世代。再按家族模式重建政治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对国家统治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公司治理的模式。大家都知道，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出于生存、营利以及发展的需要，公司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必须不断合理化。作为组织系统，公司的治理原理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启示的。国家要强盛，也必须不断使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不断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一个国家如果管理得像优良企业，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必然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经营，还要关注国家经营。“国家经营”的说法不是我的发明，在日本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他早就提出了“国家经营”的说法。对照企业治理的制度设计来检查国家制度设计的缺陷，应该是简便易行的，也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判断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首先要看收入和支出，然后再考虑改进收支状况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现状，有两个数字值得关注。一个是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的95%来自税金。这是很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不再靠国营企业或政府直接经营来维持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纳税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国家经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问题：既然政府收入的95％来自纳税人，那么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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