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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民主化这一点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了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从二十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像社会民
主党了。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最近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他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日报》的论坛里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做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希望中国正在走向关于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决断。
很多朋友比较着急，追问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做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高官阻挠财产申报制，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以致引起大面积的制度失灵，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不涉及政治改革，基本上都是自由的。但对政治改革的严防死守导致在这
方面的言行风险极大，导致普通群众噤若寒蝉，只等待别人或者上层来捅破窗户纸说亮话。所以目前要推动政治改革，首先必须打破各种顾忌和禁区。所以，减少民主化努力的社会代价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了，就可能引起政治危机。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贫富悬殊导致个人诉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又缺乏把各种选择加以组织化的机制，这时不扩大普通选举的范围弱势群体就会感到求告无门，而立即把选举制度改革力度太大，很可能使政治决策为情绪或短期行为左右。这里存在着投票权悖论。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社会风险因素，妨碍决断。
由此可见，降低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尽量确保优化选择、正确选择，是促进决断的重要条件。所以，为了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断，我们应该换一个视角：从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来看政治的本质，来把握改革的方向。
李强教授是政治学专家，关于什么是政治，他可以给出很多定义。我们在这里先不谈理论，只从身边的事实出发。其实，我们每天都与他人打交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就是政治性活动。所以不妨给政治下个简单的定义，即对那些涉及众人的事情作出决定就是政治。一般说三人成众，但在最简单的两人互动也可以有政治。比如一对恋人约会，是到餐馆吃饭还是去看电影？是游公园还是逛马路？都
需要共同决定。有的人是完全照女朋友说的做，有的人是男朋友的意见都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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