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探讨中国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制度设计
季卫东
【全文】
今天能回到母校与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感到很高兴。首先要感谢王锡锌教授提供这个对话平台，感谢陈端洪教授担任本期论坛主持人，感谢李强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进行评议。
我这次选择了关于政治改革方面的内容作为讲演题目。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讲台上提出民主化制度设计之议，主要出于我对母校精神的一种认知。我认为，在这里面对的听众，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精英”，至少应该是北京大学更需要着重培养的那种肩负民族使命的精英。根据我的理解，真正的精英是能够超越世俗的、功利的目标的，要考虑本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精英当然必须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实务技能，同时也要广泛涉猎那些本行以外的各种领域，要有全面的教养和政治责任心，要有极其广阔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对专业的或者非专业的问题进行富于远见卓识的判断。也就是说，真正的精英既能务实，也善于务虚，特别是应该具有一种超越目前现实的洞察力和综合判断力。于是我选择这个题目对你们说。
另外，我的发言还出于这样的社会判断：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今年３月全国人大刚通过的
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
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三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在今年２月出版的《炎黄春秋》里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前面那篇可谓中国建国五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当局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１９９２年署名“皇甫平”写的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次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１９８６－８７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目前在中国谈论民主的都是年级比较大的老人。比如，谢韬先生已经年过八十好几了。按说，更有激情和现实需要来谈民主的应该是年轻人。
在国外，民主化诉求往往首先由大学生和中青年市民提出来。在中国，历来谈民主谈得最热烈的是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似乎倒过来了，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好像一群八十多岁的老人是要以另一种方式“为民作主”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党内非主流派的两篇政论外，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２月下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１９８７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
民主法制——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的蔓延、政府的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