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似乎对国外学者有些不够客气，并且对他们的讲稿质量的判断，太过武断。但是在多次实践之后，我发现，这样的一种要求，往往能够为对方所认同，并且也促使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讲稿的准备工作。应该说，绝大多数受邀请的国外学者，非常认真对待其作品可能在中国发表的机会。如果面对这样的建议，一个学者还是敷衍了事，虽然出于礼仪方面的考虑，我们的确不能拒绝邀请他来访问，但我还是会通过其讲稿的水平达不到在中国发表的水准——而他的其他同事的讲稿具备这种水平！——这一事实，对其做出评价。这在一方面可以正告他，我们中国人明确知道你的水平不过尔尔，避免他得到好处还要卖乖；另外也让他在自己的态度认真的同行面前感受到压力的存在。还好，在与比萨大学法律系这些年的交往中，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拿自己的学术声誉不当回事的人。
　　其实，之所以要采取各种方法督促来访的学者事先认真准备讲稿，更加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样可以保证访问者的学术报告的内容能够为中国学界所共享。国际学术交流是费钱，费精力的事情，对于尚不富裕的我们来说尤其如此。繁琐的打申请报告，等待批准，迎来送往，宴请之类，耗人心神不说，国外学者访问行程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不过是面对师生的最多两个半小时的讲座，而这两个半小时中，刨去前面的致谢，讲座中的翻译所需要的时间，提问、回答的时间，来访学者究竟能够讲多少内容？再说，学术讲座总是面对人数有限的学生和老师进行，往往是听了就过去了，即使能够录音，又有几个人有耐心去认真听那些录音呢？话说回来，即使认真听了，觉得不错，颇有启发，又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予以引用呢？而即使引用，又如何确保引用内容客观、可靠呢？为了避免这一切问题，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公开发表国外学者为讲座而准备好的文稿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发表文稿的篇幅不受讲座时间的限制，可以很长；文稿有严格的引证和论证，而不只是讲座中那样只谈观点；更加重要的是，文稿发表后可以被那些没有参加讲座的人所阅读、参考，如此就可以将国外学者所作访问的学术性的效果放大到全国范围内，产生最大的收益。
　　争取将国际学术交流中产生的有价值的成果予以出版，是使得组织这样的活动“物有所值”的最基本的要求。学术交流的成果不出版，学术交流的价值就几乎为零！根据我对意大利的学术活动组织方式的观察，无论是单场的研讨会，还是大型的讨论会，会后不出版有关的文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出版会议文集，实际上是学术会议组织工作的最终目的。事实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学术会议组织上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会议召开之前就要求与会者必须将参会论文提交过来（这样可以让所有与会者事先阅读）；在开会时不给予文章作者太多的时间来宣读论文的具体内容（因为这没有必要，别人通过个人的阅读都会知道），而是集中阐述论文的一些关键地方，以帮助别人的理解；学术会议特别强调评论、质疑之类的互动因素（因为这才是学术“会”议最关键的，并且无法通过个人阅读来替代的功能）；论文作者听取同行的评论和意见，在会议结束后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对同行的批评意见予以回应，形成最终定稿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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