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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日子过得总是不知不觉。就这样，到了2001年6月，距离预定的回国时间只有5个月了。贝特鲁奇教授建议我开始第48卷的翻译。由于缺乏拉丁文的系统学习，翻译进展非常缓慢，到7月中旬，才翻译了不到10页的内容。此时，又有新消息传来，罗马第二大学法律系开招博士生，而且规定外国学生也可以获得奖学金。在该大学招收博士生的斯奇巴尼教授（SANDRO SCHIPANI）建议我来投考。这样的机会得来不易，我立即放下第48卷的翻译，准备博士入学考试，一边掉着头发一边啃一堆厚如板砖的学术著作。紧张的学习持续到10月底，我通过比试、口试之类的博士生入学资格考试（感谢在国内经历过的高考和考研的训练！），最终赢得一个由该大学提供三年全奖的博士生名额。
进入罗马这个昔日的“永恒之城”（Città Eterna）攻读博士学位，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第48卷的翻译重新抓起来。斯奇巴尼教授，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了，为了解决我的拉丁语问题，专门安排我到罗马二大文哲系学习拉丁语，并且为我找了一个专门的指导老师PAOLO MARPICATI教授。学习拉丁文的日子让我感觉一度又回到了小学生的时代。指导老师每次都要布置课后翻译作业，我放学后一字一句查字典翻译这些句子。为了大概20个句子的翻译，经常要做到后半夜，我因此对拉丁语的难学，刻骨铭心。但是这样的学习，我只坚持了大概半年不到的时间，因为我的博士课业也很紧张，时间上根本顾不过来。不过，这次学习经历还是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到2002年的5月份，我已经跌跌撞撞地将48卷译出，翻译中也参考了VIGNALI的拉丁语意大利语对照本。这是一个大概150多年前的译本，使用的是古旧的意大利文，其文法非常奇特，有时感觉比拉丁文本本身还要费解。不过它毕竟是用我熟悉的意大利文写的，因此对我帮助很大。初稿译出之后，我对自己的翻译很没有信心，又找来沃森（WATSON）主编的拉英对照本自己进行了一次校对。我对自己的英文水平比较自信，通过英文本的校译，我感觉对译本的质量有了一定的把握，于是把自己的译文提交给斯奇巴尼教授。他询问我的翻译过程，当听说我在自校中参考了英文本的时候，他微微撇了撇嘴，然后说：“我们要组成一个工作组直接从拉丁文本校对”。
这项任务就落在了德拉其那博士（GIUSEPPE TERRACINA）身上（他的汉语名字叫纪尉民。也许是一种天生的缘分，他的意大利姓的字面意思就是“中国土地”）。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2002年的10月左右，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校对居然会持续到2005年初才最终结束。纪尉民的名字在汉语罗马法研究者的圈子中为人熟知，在近年来出版的许多汉语罗马法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对他的致谢。但是，我只是通过这次与他的合作才真正地见识了他的高尚和无私。他在罗马第一大学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为了协助斯奇巴尼教授开展对中国的法学交流事业，转行到法学。这样的选择意味着牺牲与艰难，但他对此无怨无悔。在第48卷的校对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和耐心让我难忘。我们的基本工作流程是这样的：他首先根据拉丁文本初步审读我的译文，找出主要的问题点，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译文，对他在初步审读中发现问题的地方，我们逐字逐句地推敲，遇到疑难则求助于其他的专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校对非常耗时间，进度也非常慢。他的厉害之处在于，由于他精通汉语（这是一个可以流利地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家伙），所以他经常对我的汉语译文进行复查，将其回译为原文进行核对。在校对中，我们也经常参考西班牙文本，毕竟，多一种参考文本对于获得正确的译文都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我强调汉语文本的可读性，所以往往译得比较自由，他偏偏强调要尽可能的直译，因为译者要尽量避免把自己的理解带到译文中去。虽然我知道他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经常为一些表达上的细微的差别而争论，而费心，而斟酌，一天做不了几个片断。好几次，我对这项译事几乎产生了绝望的感觉。虽然纪尉民博士也非常忙，但是，他还是这样坚持下来，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马虎过去。校对工作持续到2004年底和2005年初终于接近结束，其间正是我写作博士论文最紧张的时刻。但是，为了保证校对的质量，我们还是决定再经过另外的一个程序，这次贝特鲁奇教授也被拉了进来。我们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我与纪尉明分别再次独立地审查译文，将感觉没有把握的片段罗列出来，加上在校对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做出一个清单，然后与贝特鲁奇教授一起就该清单上涉及的片段进行重新校对。纪尉民的认真和严谨又一次表现出来。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比我列出的清单长好多倍，这也就意味着许多我认为没有问题的片断，他还是觉得不太放心。这令我感觉有点恼火，因为其间我正为博士论文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意大利人设定的规则来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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