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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利益”是权利所保护的最基本内容，是权利主体的应得利益，但将权利保护的内容仅仅限于主体利益的保护似乎过于狭窄，在一些情况下会遭到解释上的困难。哈特曾给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反例：Ｘ向Ｙ承诺，当Ｙ不在时，Ｘ将负责照看Ｙ上了年纪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对Ｘ具有权利的并不是Ｘ义务的直接受益人，即Ｙ的母亲，而是被许诺者Ｙ。如果Ｘ没有履行承诺，只有Ｙ有权利要求Ｘ履行义务，而Ｙ的母亲却没有权利要求Ｘ履行承诺，因为Ｘ并没有对她许下承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权利的所有者并不是义务的直接受益人，而义务的直接受益人也不是权利的所有者。一个人可能对另一个人的一定行为具有权利却对这一行为并无利益（好处），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并无对另一个人的法律权利，但却对那个人之履行他的法律义务却强烈感到有利益。这里，存在对利益体系本身的错误理解，在唯物说认为，利益就是物质利益，不包括心理欲望满足为内容的精神利益。从利益本身角度来考察，利益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人们必需的两大利益”。[2]
从哲学视角来看，就具体的个案当中包含的利益而言，这里的“利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概念，其承载体是社会生活当中所有可能产生欲求的“单元体”，该单元体既可以是以个体的样态出现，也可以是以集合体的样态出现。对后者而言，它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当中，既可以表现为以某种自然或社会关系为纽带、结合紧密的集合体（比如家庭、社团等），也可以是在社会中处于同一阶层或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完全由人们基于一定的研究目的而拟制的集合体（比如消费者群体、劳工群体等）；而且，这个集合体还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无限延伸，直至扩展成整个社会（此时其利益往往就被表述为公共利益）。无论以何种样态（个体、集合体或者整个社会）出现，只有存在自身欲求的表达，那么，都会被视为是独立存在的利益单元。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利益的形态往往表现为个人利益、社会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至于其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基础，既可能是法律意义上的，也可能是道德、伦理或宗教意义上的。此时，在对这些利益单元的利益诉求进行评价时，利益主体的多寡、其资源占有程度的高低并不会、或者说并不应该对人们的衡量结果造成任何影响。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衡量的仅仅是发生冲突的利益，而并不关心某一种利益的享有者是个人还是群体，抑或是社会。社会利益说到底，只能是共同的长远的个体利益，而不是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的“超人”。社会利益的最终指向，必然与个体利益相一致，反映、代表、维护个体利益，并促进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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