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创新、变更，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在哪个国家，总是由先知先觉和领袖人物推动的，中国在漫长的专制长河中缺少这样的先知先觉，换一个朝代，只是换上一个新的农民做皇帝，这个农民囿于其知识和能力，是不可能完成制度创新的。唯一有点知识文化的士代夫阶层从未进行理论创新，在暴力革命循环中，只是伺机寻找新主人，寻找一位心仪的皇帝，从未想出如何治疗这个周期性发作的疾病的方法。士代夫只是一些读了一些圣贤古书的文人，他们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只会吟诗作画，没有能力提出对国家、对政治、对经济的新见解。
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法则，这就是法的精神。统治动物的法则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统治人类的法则与统治动物的法则有所不同，如果把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用到人身上，那么将会是怎样呢？力气大的人对力气小的人，富人对穷人，权力大的人对权力小的人，不就都成了人吃人了吗？纳粹的种族灭绝不就成了正常合理了吗？
法律只所以分为公法与私法，还有诸如
刑法与民法之别，正是缘于事物的不同性质。对公共权力就要用公法，对私人权利就要私法。儒教正是公私不分，国就是家，家就是国，朕即国家，大清帝国就是爱新觉罗的大农场。对危害性大的犯罪就要用
刑法，对危害性不大的财产、人身纠纷就要用民法，该用民法的却用
刑法，该用
刑法的却用民法，就违背了事物的本质，违反了自然法和法的精神。
父母要爱护、管教、抚育子女，子女要尊重、教敬父母，这是家庭的法则，符合亲情这种事物的本性。如果把家庭的法则用于国家会怎么样呢？政府与人民谁是父谁是子呢？政府是人民组建的，是人民生的，又是人民养的，从这点看，人民是父，政府是子，反过来，政府要教育、关心人民，保护人民，从这点看，政府是父，人民是子，其实，统治家庭与国家是两种不同的法则，构成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血缘、亲情，构成国家的基础是人们的自愿联合。儒教把用于家庭的法则用到政治中去，把政府、官员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它要官员爱民如子，官员既然是父母，他当然就可以随意地打骂它的孩子。家庭之外，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人民与政府是代理的关系，这些与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统治政府与人民的那种法则却应该是相同的，它并不因地理位置、肤色、民族、历史的不同而不同，这种法则是基于人这种智能存在物的特性，而不是其它因素。亚洲狮子的生活方式与欧洲狮子的生活方式是大同小异的，狮子的生活方式是基于狮子的特性。
民主是宪政的基础要素，但它不是目的，民主、法治都是保障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目的。因此，违宪审查虽然违反了民主原则，但总体上它是有利于保障自由的，当民主危及自由的时候，违宪审查是其补救手段。民主的决策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因此，存在多数压迫少数的风险，而且多数也未必总是正确，违宪审查对抑制多数的狂热和偏见是必不可少的。宪政既要保障多数的主导作用，又要保障少数的合法利益，要保障社会的多元化，要给各种思想、言论以自由竞争的空间。
良好的政制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人民要能有效控制政府，人民控制政府的手段通常有：定期选举代表和其它公职人员；與论的监督；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二是政府要能有效控制人民，防止人民随意地更迭政府，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合法暴力，通常这是不成问题的。三是政府要能有效控制住自己，主要是通过互相制约，避免任何一个分支拥有绝对任意专断的权力，要把主权进行分解，既要在横向进行分权，也要在纵向进行分权。
一个戏剧的完成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是要有人写剧本；其二是要有人演戏；其三是要有人看戏。完成宪政工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宪政规划设计者，为宪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这是法学家的任务；其二是实施者，这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必须具有理论素养，又能采取切实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其三是要有支持者、消费者，也就是有觉悟、有人权意识的公民，公民是宪政大厦的基石。
在野蛮时代，狮子、老虎可以称霸丛林，当人类出现之后，特别是当人类找到对付狮子和老虎的办法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领地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少。在民主、共和出现之前，人口多、面积大的专制国可以征服那些小国，当民主、共和特别是联邦共和国出现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专制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和生存空间了。虽然今天的专制国还时常勾结在一起，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共和是世界的潮流，潮流依然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