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是自然法的文字表达，上帝把关于如何组织人与人的社会的自然法放在高山上，人类只有历经苦难，才能发现它。当人类穿过重重迷雾，发现自然法时，他们就把它记载了下来，这就是
宪法。
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他们又规定了政府应该如何组织，政府应如何行事。政府应按法律规定行事，而法律应该符合
宪法的精神、符合组建政府的目的，因此，
宪法是立法之法，是控制政府之法，是保障人民自由之法。
宪法是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制定通过的，它既指向人民自己，更多的是指向政府和他们委托的代理人。法律则是人民的代理人根据社会的需要和
宪法的精神来制定的，它约束政府，但更多的是指向人民大众。
宪法是人民授予政府权力的法律性文件，这种权力也意味着职责。它规定的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人民的义务，因此，只有立法者、政府才可能违宪。人民的义务应该规定在法律里，而不是规定在
宪法里，因此，人民只可能违法，而不可能违宪。
政府应该是正义的守护神，以组建政府的目的和能否实现这一目的为标准，政府可以分为正义的政府和非正义的政府。前者是以实现正义为目的，而且能够有效实现正义，后者则不是以正义为目的，也包括根本无法实现正义。政府的权力如果经过人民同意授权，那么他所拥有的权力是合法的，如果未经人民同意，那么尽管它实际占有和使用这一权力，但它并没有得到所有权，也就是说它的占有是不合法的。但不管政府权力是怎么获得的，政府一旦产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掌握公权力的人总是倾向于永远占有这一权力。政府是人们创造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一旦创造完成，它就获得了比个人强大百倍的力量，人们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它就会反过来压迫人民。专制是非正义的政府，共和是正义的政府。
专制国里也有称为法律的东西，但这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命令，专制国的法就是统治者的命令，命令就是法。如果硬要把这种命令也看作法，那它就是恶法，绝不可能达至法治。法治必然要求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而且所定的法必须是良法。专横独断的本性决定了专制所定的法不可能是良法。专制统治者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总是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在专制底下，就算有良法也是不可能获得普遍遵守的。其实，法律对于专制国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多半只是做做样子，只是用来对付人民，法律对专制统治者自身是不起作用的。对专制统治者来说，没有法律也没什么不方便，直接下达命令会更加简便。
人类要组成一个良好的社会，就要让予部分权力给政府。当政府不能给公民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救济时，公民应该保留当初让予的权力，对不公正的事情，他们有权利自我防卫，他们也只有依靠自己维护正义。江湖打打杀杀，恩怨难了，就是因为江湖缺少正义的保护神，人们遇到不公正时，唯有拔出剑来自救。
政制的发展总是要么越来越开明，进入良性循环，要么越来越糟糕，步入恶性循环，两者必居其一。不论是亚里士多德所分的六种政体，还是孟德斯鸠所定义的三种政体，局势的发展最终都会演变成两种相对稳定的政体，要么走向共和，要么走向专制，其它政体都是过渡。共和政府努力维护其政体原则，同样，专制政府也会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有利地位。中国过早的统一，丧失了不同政体实践的机会，陷入了恶性循环；欧洲则先后有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共和实践，进入了良性循环。所谓文明的冲突其实不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表现为共和与专制的冲突，是两种政体的竞争。共和保护人权和自由，专制摧毁人权和自由，两者一正一邪，乃不共戴天之仇敌。
民主、法治、联邦、自治、分权、违宪审查都是宪政的要素。民主解决了主权问题，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法治是共和政体的治国手段，是最优良的治国方法。联邦、自治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纵向权力分配问题，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分离，解决了横向的权力分配问题。违宪审查解决了多数专制的问题。
三、论共和与专制
一种政体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政体决定着国民的性格。正义的政体塑造着勇敢、善良、正直、奉献互助、富有创造力的国民；非正义的政体制造懦弱、卑鄙、无能、邪恶、自私自利的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