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该条中的关键词是——营利。所谓营利，就是经营利益，以营利为目的。企图赚钱，但未必能够赚钱。
本案中出现了一些“干扰项目”，试逐一辨析：
1、买卖行为。显然不等值于营利，如：废品收购中的卖方和消费交易中的买方。难道法院购买办公家具，也是经营者吗？难道法院处理（当然是有偿的）陈旧设备（如旧汽车、旧电脑等），也是经营者吗？
2、不是消费者。显然不能反推出就是经营者。如：机关、单位购买办公设备，都不是消费者，难道是经营者吗？
3、有偿。与无偿相对。也与营利不等值。如：公立高校收取的学费，法院收取的诉讼费。
4、经济性质。这样的“说辞”就更不着调了，这是在认定为经营者之后才涉及的问题。
5、日常活动是营利的。医院的日常活动有很多，除了有偿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如：人员培训、科学研究、自身建设（包括：购买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等）等。一个主体的部分行为是有偿的，难道就能得出其作为整体是经营者的结论吗？
保健院虽然同时符合上述主体或行为特征，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是经营者的结论。这些都是——障眼法。似是而非，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从事了“疑似”经营行为，还不能得出就是经营者的结论。一个主体的部分行为符合营利的特征，也不能“以偏概全”就称之为经营者。
保健院到底是不是该法所指的经营者呢？显然不是。这要从现有体制对保健院的定位说起。保健院的社会属性和角色定位是：财政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益卫生事业单位（此为终审法院所认定）。其中已明白无误地显示：非营利。从现实来看，保健院虽然存在：非以消费者身份的有偿的买卖行为，但决不能因此就等同于其目的事业以营利为目的。营利的前提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成本收益分析等。而保健院则是：经费来源于——拨款和收费。不能充分自我造血（即收费），其中大部分需外部输血（即拨款），因此不能独立生存。总收费（不包括拨款）与其总支出（含固定资产支出）——不成比例，绝对“入不敷出”（这一点与公立高校颇为相似），根本无法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收费标准，也未完全市场化，即以市场均衡价进行交易。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补贴、保障功能。就整体而言，现行的公立医疗机构绝对没有市场化（未来发展——也不可能），而是在政府扶持下的具有公益性质的——非经营者。
六、初审法院的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
众人皆知：接受贿赂的主体当然不限于经营者（当然也不限于“从事公务采购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知初审法官的这一表述是从何说起？）。但初审法官（也包括工商局）“顾此而失彼”，在表达了这一常识性观点之后，居然对工商局引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十二条：“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依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对保健院进行处罚——不感惊讶！这一条规定的被处罚人被锁定在——经营者之上，而法官却极力证明接受贿赂的人（即保健院）可以不是经营者——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