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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利于正确认识法律遵守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在西方，人们对法的普遍信仰主要表现在法律的神圣性和至上性的理念的形成。信仰作为人的一种绝对精神，处于人类意识的核心，其形成往往需要很多因素的辅助。西方人对法律的信仰并非完全是从对法律的直接认识中产生的，也受到宗教信仰的熏陶。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同时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意识。[40]当时在人们的思想中，上帝是神圣的，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权力的权威，因此作为上帝意志表现的法律也具有神圣性。对上帝的崇拜有力地促进对相应的法律意识的树立。比如“法即神意”的观念，在客观上必然在人们心灵深处培养对法律的神圣性和至上性的认识。由于对上帝的普遍信奉，使得他们相信遵守法律包含的普遍准则实际上就是对上帝的服从。伯尔曼曾讲过：西方法律至上的理念来自于超现实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帮助。法律秩序产生的一个条件就是“存在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称其为自然法观念”。西方自然法观念首先来自于罗马法学家在人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万民法和商品交换的支持，“对自然法观念的另一支持来自于超验性的宗教。”[41]近现代西方国家法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在伯尔曼看来，法律和宗教“代表了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42]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法律，人类无法维持社会存续所需要的平衡及稳定的基础；失去信仰，人类无以面对未知的未来。
虽然法治主义与宗教信仰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西方法治大厦的建构中，如果说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是其硬件基础的话，那么对法律的真正普遍信仰则是其内部不可缺少的软件建设。没有人们对法的普遍信仰与遵守，法治大厦将不会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人们普遍树立的对法律的信仰及法律至上观念无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治的形成。
第三，有利于今天实证法的研究
西方自然法学对于加强我国的法治建设、繁荣法律科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社会道德出现问题、人们的价值追求出现扭曲，社会风气出现滑坡，民族精神发生危机，那么即使有法可依，也绝不可能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这方面，西方的自然法的丰富内涵值得我们研究。当然，西方自然法观念存在很多不科学成分，而且具有特定时代的阶级内涵。韦伯讲过：“无论是契约自由这一形式理性自然法，还是劳动所得的绝对合法性的实体自然法理论，都具有阶级的内涵。”[43]但是，正如梅因所言：这个理论“虽然有其缺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44]自然法观念强调自然法与理性相一致，倡导自由、平等、权利、契约等观念，至今对于我们探索、形成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实行依法治国，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和权威，建设法治国家，是有启发的。近年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政策，我国对 个人权利束缚的放松，对人的自由选择、平等竞争、权利本位的逐渐尊重，促进了社会进步，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民主法治的形成。所有这些突破性的进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不能否认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受到自然法精神的积极影响。自然法所包涵的合理性及其在过去与现代产生的进步的制度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必然的。
（五） 西方自然法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不可或缺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深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尤其受到以康德、黑格尔为媒介的卢梭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比如，马克思最初的法哲学体系从“应有”出发，推演出“现有”，与康德法哲学体系的“存在”和“实有”的分离有某种相似之处；继而又批判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法哲学体系。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从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过渡，就是在清算了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及其在德国的“翻版”的康德、菲希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法律观，指出他们倡导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分权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法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同时又汲取其中的一切科学成分，才得以实现。需要专门提及的是，必须正视一种长期被人们忽略或者有意回避的事实，即马克思的理论一直保留了西方自然法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如，他批判把法（自然法）与法律相混淆的做法，提倡“作为法的法律”，反对让法去迁就法律（恶法）；认为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没有自由对人是最大的悲哀；认为平等、人权、法治及权力的制约等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甚至于说过自然法是不可能取消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珍惜自然法遗产。研究西方自然法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化遗产，以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然法思想的研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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