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信息开放和表达自由在维持市场高效运转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综合Post教授开题简短的演讲和交流过程中与中国学者的观念碰撞，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原因。首先，市场运转建立在对各种信息的掌握、处理、交流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就没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建立在参与市场的主体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没有自由流动的充裕的信息，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就无法进行决策；其次，无论对于民族国家或政府，还是对于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主体，要想在不断变化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求得立足之地或发展空间，就必须有强大的制造和消费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如今，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的风险，比如核武器危机、全球变暧等。这些危险要求人类社会从整体上调整自己的行为，而行为的调整取决于我们能否创造新的知识，用新的知识来武装我们。怎样创造知识呢，Post教授认为，在新知识创造的过程中，个体必须有能力获得各自信息、思想和观念。此外，个体还应当能够处理和思考自己的获得的信息、观点和思想并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反复产生新的思想观点和信息。Post教授虽然没有直说，但这里隐含着的推论还是不言自明的，即个体应当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法律应当保护人们通过言论、出版等方式传播新的观点、新的知识。第三，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个体的自由表达还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如果信息透明表达自由，人们就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市场决策和市场选择，反之则容易培养投机理念，产生投机行为，不仅无助于创造正当的交易秩序，还增加了市场运作的不安全因素。
　　二、信息和表达自由：中国学者的问题与Post教授的回应
　　对于西方学者们讨论的汗牛充栋的信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价值，在西方世界基本上可以说是政府和民众共同认可和接受的，对于与美国有关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法律制度的中国来讲，我们认可这些价值吗？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能够接受它们吗？
　　中国学者中，在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当中，大家普遍觉得将信息开放和表达自由作为接受建议透明而高效的市场的手段，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信息开放和表达自由是否可以用来制约政府权力，或者官方是否愿意全面推进信息自由流动和保障人们表达自由的权利，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对于用信息开放和表达自由来解决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上，有学者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认为中国现有的体制和官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见，都没有为以信息的自由流动和表达自由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具体的例证就是，在中国，政治言论或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言论，往往会因为过分敏感而受到某些领导或某些部门的特别关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可能很有价值的政治信息和政治言论便无法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或者进入公共领域的话，也不是以多种声音、多种面目进入公共领域，而是以相同的口气和腔调，以经过精心剪裁的面目来服务于政治宣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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