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建立在彻底的财产权观念上。这种财产权，已经不是具体意义上的土地或房屋或物品，而是人对于自身的保持，即我对我的人身、我的自由、我的物品、我的家人和领地、我的劳动创造的恒久保持。这种认识，来源于罗马法的所有权观念，而罗马法中的所有权并不仅仅来源于市民法或者说实定法，而有着自然法或万民法的渊源。罗马法中的自然法，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被后世所广为赞颂同时也不懈批判的社会契约型的自然法，而是着眼于自然所赋予人的共有的利益，它反映了人类的自然本性。[12]而所有权，不能单纯说是法律的产物，它同时也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要求的，这一理念来自于罗马法和古希腊的自然法。
在近代西方，财产权被上升到了“神圣”的高度，成为所谓神圣的“自然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德国古典哲学阶段，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首的哲学家们，继续着启蒙的传统，将私有财产视为人格的基础，黑格尔说：“人把他的意志体现在物内，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13]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法的命令（或者说权利的命令）就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14]这一命令的基础，就是人的财产权。换言之，一个人若无财产或者财产权，就无法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无法拥有健全的人格，无法被社会所接受和尊重为一个人。而康德则郑重地宣称“通过权利的概念，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15]
这些重要的思想者们将财产权视为神圣和人的本质、人的基础，固然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但是这些理念上的鼓吹，无疑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宪政。在最为经典的两部
宪法性文件，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联邦
宪法及其修正案中，财产权的神圣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即使到了当代的德国基本法，其第一条标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也未尝没有黑格尔人格理念的影子。
三、私有财产与主体性
从以上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可以看出，私有财产或者私有财产权为什么神圣，道理很简单：它是一个个体作为自己的主人、作为共同体的主人的根本条件之一。这个认识非常简单，但是恕我浅薄，似乎从古到今没有什么大人物说过。
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需要在西方历史的层面上思考，需要在主人—奴仆的关系上思考，需要在国家和社会的成员在其共同体中的地位上思考。
在古罗马，在家父之下的不独立的家庭成员，不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从这个角度上看，黑格尔并不是胡说八道，他的理论是有历史实践渊源的。而决定这种人格和权利能力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年龄，而是独立的财产和财产权。
同时，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巩固了这一关于财产和财产权的神圣性的理念，即有财产的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在希腊罗马时期，奴隶制是强力下的压迫，到了中世纪，农奴和领主的关系，则更多是基于财产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财产就只能依附他人而生存，从而产生人身依附关系，摧毁平等性，这是一个从未得到清楚的理论表达，但却顽固地附着于西方历史的根深蒂固的理念。[16]
一个人，若想成为独立的个体，成为被他人视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被他人尊重为人，就不能在人身上依附于他人，因而也就不能在财产关系上依附于他人。因此，从启蒙以来，西方将财产的神圣转为财产权的神圣，不应简单认为是一种拜物教的变形，而是一种消除人身依附、消除不平等性、建立平等社会的理念和制度努力。财产神圣着眼于现状，它在历史上、在实践上造成了财产、资本与权力的结合，造成了权钱垄断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是卢梭所说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而财产权神圣则相对带有另一层含义，即洛克所说的，对每个人劳动的尊重。如果说财产神圣主要保护有产者的利益，保护社会不平等的现状，财产权神圣就带有普遍保护的意义，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财产权神圣，就可以被灵活地诠释，换句话说，既可以被诠释为财产神圣即对有产者地位的保护，也可以被诠释为对每个劳动者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保护、对自身创造力和创造物的保护，和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权利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