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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认识一下本书的作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阿瑟·F·本特利政治科学讲座教授，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SPEA)兼职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一生著作丰富，其中重要的有《社群组织与警察服务的提供》、《诚实服务的提供：变革的结果》、《美国大城市地区的警察服务》、《大城市地区警察之道》、《警察绩效的基本问题》、《政治研究的方法》、《美国的地方政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自主治理灌溉系统的行业制度》、《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地方公共事物与全球相互依赖：两个领域的差异与合作》等十余本著作。重要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她的研究特色是在富有系统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广泛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分析公共事务，尤其是警察服务、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问题，她对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对于公共政策研究和新政治经济的研究，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杰出贡献。1991年她入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尤其难得的是，她作为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于1997年获得了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塞德曼(Frank E. Seidman)政治经济学大奖。到1997年她得奖时为止，已经有24位政治经济学大师获得了该奖，其中有5位大师随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加纳·卡尔·缪尔达尔(Gunnar Karl Myrdal)、威廉·S·维克里(William S. Vickery)、罗伯特·M·索罗(Robert M Solow)、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斯坦利·贝克尔(Stanley Becker)。或许因此之故，也因为她对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研究的杰出贡献，许多人都预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1997年9月27日，在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颁发大会上，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发明者、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遴选委员会委员肯尼思·J·阿罗发表演讲。他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杰出贡献：
“实际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该领域的研究追述到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描绘的国家。霍布斯认为，没有社会的人，注定要陷入贫困和冲突。因此，男男女女都把其自己交给全能的国家，以避免恐怖的自然状态。当然，后来的思想家大大修改了对自然状态的刻板的恐惧和对全能主权者的需要。在霍布斯时代的100年之后，人们日益认识到，尤其亚当·斯密的思想最著名且最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国家也不需要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把创造霍布斯所设想的国家的社会契约解释成公民控制国家，也就是如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等19世纪的作家所所设想的民主控制的基础。公民要求有一个对抗国家权力的庇护所。
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些福利经济学家试图把经济理论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塑造，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霍布斯的思想。市场有效地解决大量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它不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最近若干年里，一些学者运用“囚犯难题”、“公地悲剧”等富有色彩的模型确定了市场失败。这些模型揭示了所有人的利益，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符合任一个人的利益。就拿奥斯特罗姆教授研究的两个领域，即警察和公共财产资源的使用来说，即使在最为特殊的假设条件下，市场也不最优地解决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单个行为者得不到的因而也不会为此而花费足够资源的收益。
公共财产资源是相当多的个人能够免费利用的资源。它们是稀缺的，市场也没有对其使用进行收费。典型的例子是捕鱼。鱼是稀缺的，一个渔夫捕到的鱼不能为其他人所捕获。但是，海洋不是私人财产；任何拥有渔具的人都可以从中捕鱼。这就会发生过度捕捞的问题，结果就是鱼供给量的减少。地下水灌溉庄稼，也是类似的。地下水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任何农夫都可以不付费就抽取他人土地下的水资源。
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用“公地悲剧”比喻无效使用公共财产(实际上，他的具体目标是人口增长，而我认为，就此目的来说这一比喻是极端误导的。所以，我并不接受这一比喻对这一概念的关键用法)。具体地说，他针对的是中世纪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的习俗。他没有问为什么公共土地延续了许多世纪。根据他的看法，这显然是一种灾难，并且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地主控制公共土地(这是较具有现代味道的财产概念)为自己所用时公共土地才消失的原因。
在这些公共事物方面，市场并没有发挥作用；霍布斯的可怕的主权者也没有干预以使其处于正常。即使是福利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最低限度的补救，如征税或者可转让的许可证，也不存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她的合作者综合运用好的理论，进行仔细观察，得到了新的洞见。为了遏制显然的无效率，人们会发展制度和规则，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经常如此。或许可以把这些看作是小规模的社会契约，但这的确不是把权力交给全能的主权者。相反，他们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转让有限的权力。控制渔业和水资源的运用，都是例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公共财产资源的例子。
奥斯特罗姆的创新之处是把整个体制看成是互动的公共机构构成的体制，而不是由一个人控制的单一的体制。把公共当局看作是一个多元的体制，而不是单一的。当然，各种各样的地方政府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但是人们易于认为它们是较大的国家的创造物。在奥斯特罗姆的体制中并不这样认为。它们是自发创造的秩序，实际上，它们必须与其他公共控制机构在同一层次或者不同层次上综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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