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在当下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复杂性今非昔比，与之相应法律系统日益复合化，司法独立的意识和呼声日益显现，社会的自由度渐次提高，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政府没有理由拒绝程序建设，现代程序的有效运作的条件基本具备。
在中国古代法中有着繁杂的程式性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并没有演变成现代的程序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仅仅将程序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这种工具性程序和专制性统治相呼应，成为压迫人的工具，为虎作伥，其负面效应更加明显。现代程序重要的道德基础是将人作为人来对待，尊重人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和谐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是所有人，而非部分人，和谐的社会。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暗含着对人终极目的的肯定，与现代程序的价值基础有共同之处。构建和谐社会为现代程序建设提供了政治性前提，公正的程序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如果，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形成共振，互为促进，那种美好而理想的社会图景也许会更快实现。
当重实体轻程序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诟病，遭到人们广泛批评的时候，实际上，从90年代以来，中国程序制度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继三大诉讼法之后，《
立法法》、《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相继出台，《行政程序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正在制定中。当然，这些法规离完整意义上的程序法还有一定的距离，程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软法，程序的独立性价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彰显。但“毕其攻于一役”的法治建设是不切实际的，公正的程序是昂贵的，需要购买，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经过近20年的积累，许多条件已经具备。今年6月全国人大将对《
民事诉讼法》和《
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这种修改也许更值得期待。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契机？一个由昨天向明天转折的契机。
【参考文献】[1] [2] 刘新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