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卢梭版本的“社会契约论”
　　卢梭是近代启蒙中即富个性的一位思想家，也是以某种分裂与紧张的形式存在于启蒙阵营内部的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解读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关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尽管同样富有个性，但是其基本的逻辑线索仍然是霍布斯式的，即“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主权文明”。
　　卢梭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和洛克都有不同。卢梭对于人类“自然状态”的认识主要反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即《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中。在这本书中，卢梭认为霍布斯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并非真正的“自然状态”，而是人性已经发生扭曲的文明状态，霍布斯的看法不过是把文明人的状态强加到自然人的身上。而在卢梭看来，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人在丛林里健康、自由而平等的生活着。但是随着文明不知不觉发生以后，自然状态的美好日益遭到破坏。卢梭同时承认美好的“自然状态”已经不可能通过从文明社会的简单后退实现，而必须重新设计社会社会制度。卢梭在这里是美化了“自然状态”，从批判现实的策略来讲，这种美化可能反映了一种“述古”与浪漫的情怀，借古讽今，以求改变现实。因此，在这里卢梭与霍布斯和洛克都产生了距离，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关注的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改造，这一改造的规范起点就是社会契约，而改造的对象也许可能就是霍布斯或洛克版本的社会契约所要达到的文明社会。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反映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中。卢梭在这部书中首先论证了强力不构成权利的基础，只有同意才构成权利的基础。“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卢梭在这里对于强力的看法与霍布斯是接近的，因为霍布斯同样论证了个体力量不可能作为强力构成稳定的秩序，只是霍布斯更多的是在事实的意义上言说，而卢梭则更进了一步，在合法性或道德的意义上否定强力可以构成权利。卢梭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他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是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 卢梭是要在个体自由的世俗基础之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使得个体的自由不妨碍这种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同时已经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又不至于危害个体自由，个体的自有与共同体层面的整体的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人们高度集合成了一个意志，即“公意”——这是共同体本质意义上的最高意志，而不同于代议制民主程序产生的统计意义上的“众意”。
　　为求此目的，卢梭反对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中间组织，主张直接民主和政治参与。因此，在社会契约的具体内容上，卢梭便坚持“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 我们看到尽管卢梭的逻辑是坚持在个人自由的世俗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却充满了神圣性。如果说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过程充满一种“恐吓气氛下”（这可以理解为是霍布斯所故意制造的）的功利选择以及洛克的社会契约过程是人们相对从容的工具理性过程，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则是一次道德的转化，即被文明所扭曲的人性在缔结社会契约的一瞬间，由于个体所拥有的全部都已让渡给一个“道德的和集体的共同体”并且个人也立即的成为整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一个人都仿佛立即分享了他们集体表演的“道德转化”的结果。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逻辑想象，也因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成为三个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中最富美感的一个，卢梭所提出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比尔的实践 便充分展示了卢梭理论的巨大冲击力，尽管这种巨大的冲击力常常是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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