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文化行业普遍职业准入增加劳动者就业社会成本的思考。劳动权是
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我国《
宪法》第
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如果国家设置的职业资格准入考试由公民自担费用参加考试、购买书籍、参加培训，另外还要其他的机会成本，无疑增加了劳动者就业的社会成本。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按照
宪法的精神，促进劳动者的就业，而不是想办法自我授权，自我设租，人为形成文化艺术劳动者的就业壁垒。即使要设立这样的资格考试，也应该经过公开、广泛和充分的前置听证程序。
毋庸讳言，当下国内的职业资格考试已经泛滥，很难找出哪些职业不需要职业资格证书了，这被有些部门当作创收的摇钱树，客观上滥用了国家的信用。考试——图书——培训——年检一条龙，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劳动者缴纳费用， 所有的环节都是垄断一隅，形成巨大的利益空间。此风当刹！
再次，对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背景下文化行业普遍职业准入制度的思考。建国以前，我国的文化艺术人才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建国以后，国家逐渐成为唯一举办文化艺术事业的主体，各类文化艺术人才聚集于不同的文化艺术事业单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作为唯一文化事业举办主体的局面被打破，文化艺术事业单位面临着改革的任务，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化单位，社会力量举办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呈现出勃勃生机。文化艺术人才作为文艺团体的核心要素，自然而然地同样面临自身的变化。有的仍然属于国家全包全管，比如军队的文艺团体、国家级的艺术团体的演职人员等等，这些单位用人的标准是能力、水平、声望，断然不是一纸资格证书；有的则文化事业单位的演职人员则随着企业化改革，成为企业聘用的人才，企业聘用最看重的是自己的人才需求，断然不是一纸资格证书。而社会力量举办的文艺团体内的用人机制相对灵活，他们会让市场“用脚投票”选择最适合的文艺人才，也断然不是一纸资格证书。民间艺术家在文化行业中更加活跃，更具生机，对文艺的繁荣发挥着不同于“国家队”的独特贡献，并且已经开始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