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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政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宪政发展


蔡定剑


【摘要】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宪政发展的机会。正是在种种危机下,近年来中国宪政有了来自基层和普通百姓的挑战,有力地推动着宪政的发展。文章分析了产生宪政动力的原因,并对宪政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
【关键词】社会转型;危机;宪政;违宪审查
【全文】
  一、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危机
  中国经济近10多年来都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长,2004年中国GDP 达到136500亿元。中国的城市在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中国公民的财产正在迅速增加,中国人由过去的“无产者”变成有产者,拥有自己的房子、企业、投资等。[1]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发达地区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举世瞩目的。
  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2]另外,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3]在某些方面,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不但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同步提升,反而出现相对倒退。[4]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包括环境恶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农村社会日益增多的治安问题等。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大规模流动人口造成很多城市边缘群体,外来进城打工人员经常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青少年吸毒、卖淫、流浪乞讨等成为社会问题。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混乱,传统的管理机构和政府权威已经弱化,现代治理方法和秩序还没有建立。农民和权力机关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主要靠处罚和强迫维持社会秩序。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之间时常爆发剧烈冲突。
  如同中国文化中其他一些元素一样,政府腐败在高压打击下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随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一趋势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腐败呈弥漫状态。腐败不仅是少数官员,而是几乎渗透到每个国家机关。如国家机关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是很普遍的,并被认为是正常的。[5]二是腐败呈勾结状态,揪出了一个贪官常常带出了一窝。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牵连出行贿受贿官员达260多人。[6]三是腐败高官化、严重化。根据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705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08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66人,厅局级干部431人,省部级干部16人。[7]四是腐败向司法蔓延,仅2004年就有两位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贪污受贿被查处。[8]官员贪污受贿情况惊人,2004年检察机关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达1275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级198人、省部级11人。[9]2005年,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1447人,其中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十万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8490人;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立案侦查私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的国企人员9117人。[10]
  社会公正体系失衡。首先,政府政策不公正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如在地区经济发展政策上给予一些地方优惠,导致地区利益分化。[11]在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上,私营经济长期在对外贸易等领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不顾劳工保护,容忍血汗工厂和血泪矿山的存在,使投资者获得不当高额利润。[12]政府以牺牲大量中小股民利益为代价批准不合格的公司上市圈钱。城市的现代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经营城市”的结果,很多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利益遭受了巨大牺牲。[13]
  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成为严重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通过无序的转制和大量侵吞被严重不公正地瓜分;二是不合理的分配政策,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如在政府垄断的经济领域如金融、电信、航空等领域有很高的报酬,国有企业管理者可以自定年薪,最高管理者可以数百倍于工人工资;三是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正,政府在没有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在城市却实行高标准的教育。这导致了广泛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现象:以牺牲农村初等和中等教育为代价,畸形发展高等教育。[14]另外,高考招生给各省分配名额不公平,造成高考录取分数的很不平等。
  司法不公问题突出。过高的诉讼费用导致案件不能公正地受理;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一些跨地区的经济纠纷不能公正地处理;法官腐败枉法导致处理案件不公;由于司法不公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大量上升。[15]
  在司法不公之外,中国社会还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歧视现象。部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过剩,就业歧视大量增加。在许多城市,雇主公开声称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人不必申请。歧视现象无所不在,涉及城乡、户籍、性别、年龄、社会地位、长相等方面。
  从上可见,社会并不因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加稳定和谐,相反,由于只顾经济发展而没有充分顾及社会利益平衡和社会公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剧。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矛盾在不断积累,社会出现更加不稳定因素。
  上访人群近年连年攀升,2001年国家信访局受理来信214508件,2002年370219件,2003年394334件,2004年488974件。[16]2005年国家信访局受理来信48.6万件[来信来访总量为60.3万件[人]次,同上一年基本持平]。[17]上访的社会热点由过去国有企业改制工人生活没有保障,农村乱收费和教育乱收费,部分军队转业干部和教师要求解决待遇,农村执法粗暴等,发展到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强制拆迁问题,以及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和村干部腐败问题等。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增长,群体性抗议活动在不断发生,而且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18]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潜在的社会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如由于大学的高速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19]其他的矛盾还包括村民为争取自治权利和保护当地资源所进行的斗争。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失落。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成为争议的焦点;毛泽东时代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失去基础,不再被普遍信奉;而西方的道德观念也不被官方正统地承认,这种道德真空使得追求个人利益和金钱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目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给中国带来了生机,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危机!从各国宪政发展史看,危机往往是宪政的起因。这种危机大多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调整和分配不公造成的,反过来又成为呼唤法治和宪政的动因。这一呼声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既可能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的危机,也可能是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力量。
  二、公民的宪政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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