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没有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和救济机制
对于违法处分扣押物的行为，我国《
国家赔偿法》的刑事赔偿部分虽然给予了明确的规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权利人获得国家赔偿的情况甚少。同时，对于扣押物的非法处分行为没有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缺乏有效制约。程序缺失导致权利人防御权的失衡，而扣押机关的违法行为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加以规制，惩罚措施形同虚设。
三、观念错位——对扣押物、冻结物处分非正当性的现实根源
规则的制定固然重要，然而好的规则也需要良好的执行才能发挥规则的优化功能。实际上，之所以出现侦查机关滥用扣押权，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除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观念上的错位。
首先，一直以来，在刑事诉讼改革过程中，都强调对人身自由的保障，而忽略了对财产的保障。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与生命权、自由权相比，财产权处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过去我国的
宪法并没有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予以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尽管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但是如果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包括生命权就难以实现，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权利占有和支配自己劳动的成果，也就失去了维持生命的正当手段。诚如学者所言：“取消了财产权，也就取消了道德生活的可能。”刑事诉讼是一项追求正义的活动，而“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因此，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权利人财产权的保护。
其次，对处分扣押、冻结款物的行为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扣押、冻结款物的处分行为，从之前的立法看，大都是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等行政机关发布的规定。可见，处分扣押、冻结款物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直至1996年修订后的《
刑事诉讼法》及之后“两高”的司法解释，对扣押、冻结款物的处分有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标志着对扣押物的处分由行政性向诉讼性的认识转化。然而现行刑事程序法并没有建立一个程序性的扣押物处分机制，行政色彩依然浓厚，对于发还被害人、移送、没收等方式均缺乏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的诉讼程序的构建。立法对处分行为的性质本质上属于诉讼行为缺乏明确的定位。
再次，侦查机关行政色彩浓厚，官本位思想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