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及其障碍。
诉讼方式是文明社会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最终和最重要的法律程序，没有诉讼程序制度，诉讼外解决争议的方式也就失去了依托，当事人权利救济的程序就有可能支离破碎，而实体权利的受害也会因程序的缺漏得不到相应补救。
我国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一体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程序基本适用《
民事诉讼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组织通常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恢复以来，严格意义上讲，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还是有区别的，人民法院开始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时起，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也不完全适用《
民事诉讼法》，最突出的是劳动争议当事人的起诉条件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起诉条件的不一致，即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必须已当事人具有仲裁裁决书或仲裁拒绝受理的书面通知。即至今日，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程序仍存在错位现象。[11]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公民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能够有适当的、保障其为矫正权利的司法通道，而不是违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以其他程序方式完全替代诉讼程序。曾经，在经济合同仲裁领域，当事人之间发生争执后并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权力截留了其中部分裁决权，行政权并没有在当事人权益纠纷中完全撤离，类似电信、消费者等纠纷往往需要行政程序先行作出决断。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垄断行业所产生纠纷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作出了规定，可以预见的是，类似的司法绿色通道将越来越宽。当事人直接求助于诉讼程序保障，也就是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的权能和资格会得到保障。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后，权能才能落实为具体的权利。“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言，‘程序的保障’和‘程序权的保障’是有区别的：‘程序的保障’是指‘保障走向法院、接近法官之机会、权利（司法制度使用权、程序参与权）’；……当然，诉讼权和诉讼权利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无诉讼权，则不能保障公民接近法院、使用司法制度，它是享有诉讼权利的前提……”[12]。当事人接近法院和法官并接受裁判的权利，大多被各国宪法所肯定，逐步演化为
宪法性权利，“综合多国的
宪法发展史来看，公民诉讼权不仅在近代
宪法中有明文规定，而且在现代市民宪法中有了进一步的强化，领域也有所扩充，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13]可以得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完善，当事人接近法院和法官的权利，即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的资格和条件会相应放宽。
当然，劳动争议有其特殊性，有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的区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机制的制度设计也多有不同，但权利争议的可诉性是不容质疑的。劳动者在被克扣工资或被侵权之后，这样的争议不能直接求助于法院和法官作出裁断，很难想象其程序的公正性。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前置，使争议当事人不能接近法院和法官，距离其权利救济最近的是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主张的只能是仲裁请求权，也就是只具有启动仲裁程序的资格。仲裁程序的启动与否，不仅取决于当事人是否主张其仲裁请求权，还决定于仲裁机构的仲裁权，仲裁权包括争议案件的受理权、审理权和裁决权，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受理权的行使。在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结果，当事人才具有了主张诉权的机会，即启动诉讼程序的权能和资格。
在2001年3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完全取决于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的范围。从劳动争议处理的总量分析，大部分劳动争议在仲裁阶段得到解决，只有部分案件的救济程序还会继续下去。结果是，大部分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机构的仲裁权替代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当事人的诉讼权被仲裁请求权所截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诉讼程序救济并不一定比仲裁程序救济优越，我们所论证的焦点在于：当事人主张权利救济的程序性权能和资格应与其处分实体权利的权能和资格保持一致，当事人的权能和资格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
宪法性权利，除了
宪法，其他法律不能剥夺当事人的程序救济的权能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