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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督教的人性观
基督教中的创世纪说、原罪说和救赎说等都隐喻着基督教的人性观。《圣经•创世纪》中叙述了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的过程。这启示着人具有神的理性，是神之灵气与尘土的结合体，也就意味着人是不纯粹的，不可能象上帝一样是全知全能至善的，人性是有局限性的，人的灵魂中既有一定的神性，即高出万物的理性、智慧和优越性，又有趋于尘土的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原罪说与救赎说则隐喻着：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是脆弱的，人的理性与自然欲望容易产生矛盾冲突，人易抵挡不住各种诱惑而“犯罪”，人难于自我行善，人需要他律；人自己想当上帝，即具有知性和独立意志的追求；人具有向善的可能性，但必须依赖外在的他律约束引导，才能将可能性实现等。正是基于以上人性观，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以压制和排斥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求为核心，以丑化和否定人性的利益原则为宗旨。
（3）西方近代和现代的人性观
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旋律就是反叛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性来贬抑人性，高扬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宣扬人性解放。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者大都肯定人的利己主义倾向和人的自然欲望。他们的主旨就是要为人的感性的存在和需要进行辩护。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先驱。他们的人性观，被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启蒙主义和德国的理性主义者所继承和发扬。
十七世纪英国经验主义者霍布士认为，人的本性是保存自我、趋利避害的，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权利。人在未进入人类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由于主要由自然本性来支配行为，导致“人对人是狼”，但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霍布士还认为，“自然的战争状态”是不能持久的，人类要自下而上发展必须要进入人类社会，因而必然需要和平，从而必然需要由契约来维持人类共同体。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然人性观。他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己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卢梭同样认为人的这些天赋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合理的。但与霍布士不同的是，卢梭认为，在原始状态下，大家没有固定的关系，都为保存自己而生活，不可能成为敌人，而且只有这种状况下，人才能有最淳朴的、平等的道德风尚。德国哲学大师康德同样肯定人的物欲与自利，他把人类天性区分为“禀赋”和“倾向”，禀赋包括动物性、人类的理性和人的个性。动物性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的能力，理性表现为自爱的能力，个性表现为遵从道德的能力。康德断言人的禀赋为善，即使人的动物本能本身也是一种善，非此人类不能保存和延续。同时，他又认为人的倾向为恶，这主要指人的意志薄弱、不纯粹和堕落这三种活动倾向。
从文艺复兴、英国经验主义到法国启蒙主义等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观，（即从世俗的角度全面肯定和阐释人的自利自爱、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真正在德国哲学上得到回应，则是集中体现在十九世纪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身上。和文艺复兴的传统一样，费尔巴哈首先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来和神对立起来，认为宗教是作为肉体、感性存在的人想象出来的，所谓的宗教道德就是人类道德的异化，是对人类本性的压抑。而人的本性也就在于他的感性、自然的存在。因此，从这个人性论前提出发，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自然的合理的欲望。他公开宣布利己主义是永恒的，是“不可克服的”，而只要加以调节，使之成为“善的富有人情心的合乎人情的利己主义”费尔巴哈有一句与理性主义大师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相对立的名言“我欲故我在”，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自然人性观的基本论点。
近代西方的自然人性观甚至得到了新教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如宗教改革先锋加尔文认为，安于职守是不够的，人应当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争取自利，用上帝所给予的每一个获利升迁的机会，以自己的事业上的成功，以自己在竞争中的胜利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被主所选、蒙召。
总之，文艺复兴代表着人性的觉醒。近代西方人性观的基本观点是：人性的自然原则、人性的利益原则和权利原则、人性的理性原则和普遍性或抽象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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