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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民事救助义务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当事人之间相约户外探险的行为产生了自己和彼此之间的救助义务。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首先，就救助义务的产生来看，目前我国立法中尚没有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都不能找到与之相关的规定。要针对一个在法律法规中还没有规定的疑难问题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判决，这是本案法官在判案时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法理上认为除了特定情形使行为人对他人承担救助义务以外，法律不能要求行为人对他人承担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救助义务 【7】。特定情形是指当事人的特定身份、营业行为、特殊环境或者特殊关系的情形。比如雇主对其雇员承担的义务，医院对其病人所承担的义务，学校对其学生的义务以及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民事救助义务有其法定性，换言之，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对当事人课以救助义务。户外探险责任承担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不得自己创设现行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即法官没有“造法”的功能。因此，本案的法官在作出判决的时候，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能够用来作为自己判案依据的，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内是找不到本案的判决依据的，这个情况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次，救助义务的履行界限。法律要求救助人在行使救助义务时候，必不得以牺牲他人生命来完成救助之义务。这是因为“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来看，法律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8】 。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平等的，我们无法要求为了某个个体去牺牲另一个个体的生命。本案中即是如此，在山洪来临之时，在每个人的生命都面临着覆灭的时候，救助义务自然无从谈起。最后，个人是否对自己负有救助义务。一审判决认为，各当事人负有对自己的救助义务，这让人疑惑。我们讲的法律上的义务是指法律对义务主体要求的一种不利益，不履行义务将会引起责任承担的后果，所以义务的履行带有强制性。而人在处于危险之时，都会拼命努力以求脱离险境，这是一种本能。而义务和本能是分属于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逻辑上的混淆导致了法律概念的错误适用。
一审判决之中认定头驴承担主要责任，其他驴友承担次要责任的关键依据在于认为头驴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且在主观上有过错，其他驴友违反了彼此之间的救助义务。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这些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户外运动在我国作为一项刚刚兴起的时尚运动，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所以户外运动爱好者组织基本上是按照一个自律团体而存在的，并且其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业内惯例，用来指导户外活动和分清领队、队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这种业内惯例实质上起着“民间法”或者说“习惯法”的作用。作为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应该深入研究这些业内惯例，为自己的审判活动提供参考。法官是法律的内行，并不代表法官能够同样熟悉其他行业内部运行的规则，法官要想作出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判决，对这种行业惯例的了解熟悉是必需的。目前国内户外运动圈子内部达成的惯例是：“所有活动自由结合、自愿参加、风险自担、责任自负，发起者不会对任何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9】”也就是说在自愿进行户外探险活动时候，参加者都承认并遵守“自担风险”的原则。这里的“自担风险”同时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指“原告自愿承担一项异常危险活动造成损害风险的，不得就该损害获得赔偿。 【10】”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规定自担风险的免责事由，但是在侵权行为法的理论和实践中是承认这一侵权行为抗辩事由的。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的侵权行为编第22条即规定：“受害人明确同意对其实施加害行为，并且自愿承担损害后果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美国侵权法上也认为，原告在未能发现某一危险活动或者未能对该活动采取预防措施属于“普通参与过失”，这种过失不构成发生危险活动时候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抗辩事由。但是原告对这种异常风险自愿承担的时候，则构成了一项抗辩事由，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11】这一观点与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的看法异曲同工，王先生认为判断行为人违法性的时候“但有违法阻却事由存在时，虽属侵害他人权利，亦为法律所容许，不为不法。【12】 ”在本案中，驴友参加活动的行为实质上已经表明了自愿承担此活动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即发生了“自担风险”的违法阻却性事由，各驴友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不应该承担责任。同时，这一原则被广泛应用于体育竞赛等带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项目之中，在比赛中，即使有人受伤，只要对方遵守规则而非故意伤害，基于受害人是自愿参加此项目的，无权要求赔偿。户外运动作为一项合作性的体育活动，其组织参加与体育活动无二异，从这个道理上说也应该参照体育活动“自担风险”的原则处理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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