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黄宗智——本土化与法学传统
强世功
【全文】
进入90年代，学术界虽然没有像80年代那样由于种种思潮不断而显得热闹非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平静或不经意中出现了一种“黄宗智现象”。可以说90年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与黄宗智的论述有着密切的勾联。且不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海外汉学的涌入，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和《长江三角州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在中国经济史、社会史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成为经典文献；就是在“市民社会”的讨论热潮中，他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概念的挑战并提出“第三领域”的概念（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Vol. 19， No.2， April 1993， 216-240；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Modern China，Vol. 19， No. 3， July 1993， 251-298.）也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更是为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提供了更为基本的问题意识。相比之下，他最近转向对清代法律的研究（Bernhardt and Huang ed.，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hilip C. C. 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却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的普遍关注。
当然，这种“冷淡”可能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一方面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学术路子”已经熟悉多了，不可能有几年前如获至宝的感觉；另一方面，法律在中国一向只是法学这门学科所关注的问题，很难成为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话题。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这种研究转向的不理解。按照国内学术界一些人的逻辑，他们会认为这要么是由于经济史研究已经过时了，黄氏才不得不改弦更张，选择了中国法律史这一块还没有开耕的处女地；要么是由于江郎才尽，于是选择法律这块汉学界研究力量最薄弱的领域，以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种逻辑实际上正是国内学术界这几十年通行的学术逻辑：八十年代流行的是“阵地战”，“跑马占地”，“抢占山头”，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编教材、招学生等等非我莫属，由此惹出了80年代沸沸扬扬的“学科之争”；进入90年代后，则演变为“游击战”，哪儿有资源就往哪儿扎，今天研究乡镇企业，明天研究流动人口，后天还可能搞人权研究。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基于理论思考的需要，而是服务于种种其他理论之外的目的。以此为“前见”来理解黄宗智研究主题的转向自然有其在解释学上的合理性，但是，但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在这种研究主题变换的背后，黄宗智在理论思考方面所发生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