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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比较的初衷在于学习，取人之长，那交流、学习的态度只要是学习的态度就可以。不要必然的拿经济实力的强弱来衡量法律制度的优劣！既不能像悟空那样，指着乌鸡国国王的鼻子尖，“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也不能自卑自贱，只因国力不如人家，便骂老祖宗，嗤自己为“黄土文化”，奔流到海不复回！
很难说,玄奘西游便是输入,鉴真东渡便是输出。交流、比较更多是双向的，而在交流中、比较中，冲突自然是难以避免的，牵涉到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制度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些需要我们在意，需要研究，但这却不能成为拒绝交流和比较的理由。就像你们不能因为食物会磨损牙齿,你就不吃饭了！首先我们得学习，得比较，得引进，至于结果如何，适者生存！就像玄奘西游归来，创造了佛教中的法相宗，但最终也因在中国水土不服而归于湮灭。
盛唐的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无疑是开明的，不仅儒释道并行，而且摩尼教、祅教、伊斯兰教也纷纷传入。但这种开明也是有限度的,起码是消极的接受而已，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当权者他们希望的只是让自己的统治更为稳固，基于此，历经考验的原有体制显然优于不知效果如何的舶来品。有时候历史的真实容易被文学作品的渲染所扭曲。看过《西游记》，总以为玄奘走的时候，风风光光，被封为“御弟”，被赐紫金钵，肩负取经重任。翻看史书，实则不然,玄奘是背负着的不是紫金钵而是唐王朝的“通缉令”，他“无顾生命，”“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嶮之涂。热海波涛之路。鉴真六次东渡,困难也不仅仅是那茫茫大海，还有官宦的百般阻挠，最后以致心力交瘁，双目失明。
由此可见,就算是开明的唐王朝，对于这种民间的文化交流也是那么的消极，起码是漠不关心吧！我想，这也是学者存在的意义吧。对于与统治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当权者、既得利益者更倾向于这种秩序的稳固，而较少顾及它是否合适。即便当权者想改革，他们也会偏重于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而此时，法学家、学者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来平衡、消解当权者的这个缺陷。
玄奘上书唐太宗,请求出关取经的时候，李世民的的另外一个顾及就是与唐王朝对峙的东西突厥。有人说，战争是民族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会促进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也许他说得有道理，或者在那野蛮时代，在那充满征服和杀戮的时代，这句话是对的，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在社会形态，发展程度上，结果会是先进取代落后。
但在这里，我只能感叹：交流难以承受战争之重，法律难以承受战争之重。玄奘因为唐王朝与突厥的对峙，便只能偷渡、叛国，才能踏上西游的漫漫长路。在人类文明的今天,法治文明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今天,战争对于法律秩序的破坏、对于各国法学研究的交流的破坏更是显然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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