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关於有夫之妇经商，《商人通例》第四条作了如下两项规定：第一，“已嫁妇人必须有本夫允准字据，悉照第三条办理呈报商部，方可为商”；第二，凡经商之已嫁妇人遇有钱债纠葛亏折等事，“本夫不能辞其责。”该条的第一项，是仿自法、日商法。法国1807年商法规定，凡妇人，若无其夫准为商并出具字据等项，不得擅行贸易。日本新商法规定，为人妻者经商必须注册。但这些国家同时又规定，有夫之妇一经丈夫许可或经注册，即取得独立的商人资格。法国商法第五条规定：凡为妇商者，即经其夫准许为商，并具有字据，则一切贸易中事物及一切帐目，即可自行主裁。日本新商法规定，为人妻者如经许为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则关於该公司之业务，即视之为能力者。均与《钦定大清商律》该条第二项规定不同。《钦定大清商律》的规定来自中国习俗。中国古代夫妇一体，则产共同，妻子无独立地位，清末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为人妻者经商，已是一大进步。但中国当时并未出现夫妇异财之制，妻子依附于丈夫的习俗亦未改变，妻子经商，只被看作是代丈夫而为，故《钦定大清商律》作此异于上述各国之规定。
除上述情况外，《钦定大清商律》中还有一些条文，既与某些国家的商法相近，也与中国的商习相合。
如关於商业注册，东西各国有两种制度：一为强制注册制，不论何人开办商业，均须注册，否则予以制裁；一为任意注册制，除法律有规定者外，注册与否，听当事者自便。《钦定大清商律》采取后一种制度，除《商人通例》第三条、第四条及《公司律》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规定妇女经商及合资有限公司、股分无限公司、股分有限公司必须注册外，一般商人和合资无限公司注册与否，所其自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中国素无强制登记制度，为保证国家税收，一般仅规定某种商业必须报部领贴，若突然改为强制注册制度，于商不便，故《钦定大清商律》采任意注册制度，以与商习一致。
再如关於商号，德国和日本及葡萄牙商法都规定不论自然人之商或法人之商，均可使用商号。法国及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等规定，仅公司许用商号，自然人之商须用本名。《钦定大清商律》规定：凡商人营业或用本人真名号，或另立店号某记某堂名字样，均听其便。与德、日等国同。中国因文化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自古就有使用商号而不用本人真名的习惯。《钦定大清商律》的规定，即由此而来。
又如关於股分有限公司的帐目，各国均规定要定期进行结算，有关的薄册报表经监查人复核并经股东大会认可后，予以公布。如德国新商法[27]第二百六十条、二百六十五条规定：股东总会得为承认一年度的借贷对照表以及关於利益分派之决议，董事会要在新事业年度的第三个月内将前一年度的借贷对照表、损益表、关於公司财产状况的说明书以及监查人的答考一起向股东总会提出。经股东总会承认后的借贷对照表、损益表要由董事会及时在公司的公告纸上公告，不得延误。前项公告及营业报告要和监查人的报告一起予以登记。日本新商法第一百九十条、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董事会於定时总会之会日一周前，须提出财产目录、借贷对照表、营业报告书、损益计算书、关於准备金及分派利益与利息之议案於监查人。董事会提出上列书类於定时总会时，须求其承认。既经承认后，须将借贷对照表公告。《钦定大清商律》亦规定股分有限公司的帐目要定期结算，结算后要由查帐人对有关帐册进行复核，并送众股东审核。这与德、日等国的规定比较接近。但《钦定大清商律》并不规定结算帐册要予以公布。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中国向来商帐由管事把持，秘不外宣，以防他人探知本店底细。至公司出现后，往往有关帐薄对本公司股东都要保密，更不用说公之于众了。
总之，《钦定大清商律》中取自中国商习的规定很多。若将《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相比，则前一部分中这类条文所占的比例要大于后一部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商业历史悠久，积习较多，而公司出现才几十年，无更多的习惯可吸取。
２．《改订大清商律草案》
农工商部拟订该案时，也未直接进行商习惯调查。但此案是在吸收《商法调查案》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商法调查案》则是在调查各地习惯的基础上编成的。据该案《理由书》记载，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６月），上海商务总会移书各埠商会，约定同时进行商事调查。同年十月，全国88个商会集会于上海，汇总调查情况，讨论调查案的编写事宜，另有三十几个商会寄来了书面意见。宣统元年闰二月（1909年３月），该案
公司法成，编者在叙例中明确宣布“比较各国”和“参酌习惯”是编写此案的基本原则。农工商部在采择该案时，自然会将包括在其中的一些商事习惯吸收进去，因而《改订大清商律草案》中也有一些与中国商习有关的条文。据笔者统计，该案中此类条文有三十余条，约占全案十分之一强。其中总则部分有13条，均为既与外国商法相近，又与中国商习相合者。
如关於商人资格，该案总则编第二条列举了属于商业的十四种行业，第三条在此基础上规定：除前条各行为外，凡有商业之规模布置者，自经遵章呈报注册后，一律作为商人。观其旨意，似将适用商法之商人分为两种：一为当然之商人，即从事第二条所列商行为者；一为经注册方取得商人资格，为商人者。这种规定与当时各国商法都有所不同。各国关於商人资格大体有四种制度：一为形式主义，即非经注册，不得为商人；二为实质主义，即凡以商行为为业者均为商人；三为前二种之综合，凡非商业而依商人的设备营业者，亦与商人一样，必须登记；四为前三种之综合，将商人分为四种：当然商人，因强制登记而为商人，因任意登记而为商人，虚拟商人。《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所规定的第一种商人，与外国商法中的当然商人同，第二种商人与各国商法中规定的经注册方可为商者不尽相同。各国所规定的注册为强制注册，而该案规定的注册为任意注册，即注册与否，听其自便，唯不经注册，不能取得商人资格，对其不适用商法而已。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中国素无强制注册的习惯，该案参酌中国商习，自不能以强制注册束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