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讲座”中的阐述，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新司法解释对
《行政诉讼法》所确定诉讼范围的恢复表现在：1.删除了原司法解释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适当定义；2.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3.比较准确地界定了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4.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了广义的理解。就恢复的程度而言，可诉行为1.从法律行为原则上扩大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2.从单方行为扩大到双方行为；3.从行政机关的行为扩大到某些非行政机关的行为；4.从涉及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扩大到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所有权利的行为；5.从可诉的行政不作为扩大到了除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所有不作为。[20]
作者对以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
《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恢复内容与恢复程度表示认同，但我以为，上述内容有的直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规定，而有的只是深层次的理论认识。仅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条文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范围的恢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删除了原司法解释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适当定义，从而恢复了具体行政行为本身的范围。如前所述，原司法解释即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将其界定为“单方行为”，现通过取消该不适当的定义，达到了恢复原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包括“双方行为”（如行政合同）在内的范围。
第二，取消了原司法解释在计划生育管理领域对可诉行为的限制。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2条第3款曾将在计划生育管理领域中的可诉行为限定为“征收超生费、罚款”，从而排除了在这一领域中的其他可诉行为。现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取消了该款规定，排除了计划生育管理领域在可诉行为上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只要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在计划生育管理领域也同样是可诉的。
第三，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的事项。原来
《行政诉讼法》第
12条对行政诉讼的范围作了四项排除性规定，但没有穷尽。在当时没有确立“除了不可诉的行为，其他都是可诉的行为”之原则的条件下，为人民法院因不想受理某类案件而任意扩大解释第12条范围留下了可能性。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不可诉行为扩大至六种，即“（一）
行政诉讼法第
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
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从而穷尽了不可诉的行为。在“除了不可诉的行为，其他都是可诉的行为”的原则之下，这种对不可诉行为的穷尽，必然保障了行政诉讼原有的可诉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