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惩罚辅助犯罪及可能导致暴力犯罪的犯罪。制造、贩卖、私藏刀枪等武器可能导致严重的暴力犯罪乃至聚众性暴力犯罪，所以各朝严禁。以元朝的规定较为典型，元朝在
刑法中特别规定了“私藏私造兵器”罪。根据《大元通制》禁令，凡私藏枪、刀、弩、弓箭、盔甲，以及可以作为武器的铁尺、铁骨朵和含刀刃的铁柱杖等，均为私藏兵器罪。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在“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的法条基础上，更发布赦令：“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数入官。”民间私藏弓箭至十副（一弓三十箭为一副）及私有兵器十件者处死刑。私藏全副铁甲处死刑，不成副者，按多少治罪。以后连用于“捕盗贼”的汉人弓手和汉军，平时也一律不许握有武器，只是在出兵镇压盗贼时才发给武器，事毕即“收归兵器库”。即使可以充作武器使用的铁制农具，也有官府设局专卖。甚至马匹也同武器一样不许私有、私养，违者没官。自世宗迄顺帝，几十年间，没收入官的民间养马约达七十余万匹。除禁民间私藏武器外，更不许民间私造兵器，私造与私藏同罪，处死刑。制造铁器的工匠，由政府严加管理以防止其打造武器。
另外，为了防止聚众暴力犯罪的发生，各朝严禁集众、结伙、结拜异姓兄弟等各种聚众性行为。如元朝为了防止汉人武装集结，禁止汉人二十人以上持弓箭“聚众围猎”，以后更不计人数一律禁止。江南反元斗争激烈的地区，长期实行宵禁，从晚至清晨，禁止人行，屋内不许点燃灯火，不准闭门。举凡民间一般练习武艺、“集众祠祷”、“赛神赛社”、节日“立集聚众买卖”等等，一律严刑禁止，以防止汉人乘机发动反元起义。
清朝为了防止人民利用宗教或结拜等形式聚众反抗，乾隆定例：“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侯，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绞决，为从发云贵、两广及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定盟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兄弟，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侯，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47]
再者，大量流民的存在，也是暴力犯罪的因素之一，各朝法律严厉禁止流民游移，以明朝的情况说明之。明律在“人户以籍为定”的基础上，设置“禁游食、闲民之法”，规定：“市井绝不许有逸夫”，如逃亡山泽，不停官府“召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明大诰》规定：邻里亲戚有义务拘执“游民”赴京问罪，否则“逸夫（游民）处死，四邻迁之化外”。里甲坐视不管，也流放边塞之外。流民如聚众反抗官府，则采取血腥镇压。洪武五年三月，宣化地区官府迫使无籍之民为军招政反抗，结果一百余人被杀戮。
明初的流民问题，经过严刑制裁并辅之以相应的政策，得到一定缓解。但官府有增无已的赋敛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使小民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在外，补充了游民大牢，至明中叶流民激增，“势不可止”。因此，嘉靖《问刑条例》进一步规定对于“逃聚山谷的流民”，重法制裁。“凡沿边地方军民人等，躲避差役，逃入夷峒寨潜住，究问情实，俱发边远卫分永远充军。本管里长总下旗，及两邻知而不首者，各以治罪。”[48]
（四）不分首从。对严重的暴力犯罪不分首从一律从重处罚，如强盗、谋反、不道杀人、大逆、谋叛已上道、劫囚等犯罪。晋朝、南梁律都规定：“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北齐此条正式形成“重罪十条”之一。此外，北魏文帝时期，仇杀受禁，“敢有复仇者，皆族之。”北周时期对强盗罪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甚至窃盗及诈请官物三十匹以上皆死。[49]
到了唐朝，关于不分首从之制也已经成熟。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斩，谋叛上道者皆斩，谋杀期亲尊长皆斩，谋杀府主长官一杀者皆斩，强盗商人者皆绞杀人者皆斩，等等。
（五）在谋划阶段即已构成犯罪。古代统治者为了绝恶于未萌，在法律中就规定一些严重的暴力行为在谋划时期即已构成犯罪。在整个古代社会，以唐朝的法律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如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均属于“始兴狂计、其事未行”，而被视为“真反”。关于一般的谋杀罪，唐律也是如此规定。张裴《律表》称“二人对议谓之谋”。唐律则将谋杀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二人以上共同预谋杀害他人生命的；另一种是虽然只有一人，但杀人的计划已进入实施过程的。《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六）鼓励告发、帮助官司捕获。封建社会鼓励他人检举告发严重的暴力犯罪，告则重赏，匿则重罚。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规定告则与杀敌同赏、匿则与降敌同罚，“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法律答问》也有：“夫、妻、子十人共盗，当刑城旦，亡，今甲捕得其八人，问甲当购几可（何）？当购人二两。”夫、妻、子十人共同行盗，但已逃亡，甲捕获其中八人、均处以城旦。甲每捕获一人又得奖赏黄金二两，真可谓重赏惩盗。以后，虽然在刑事诉讼中实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但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则排除在外，鼓励乃至强制告发。特别突出的是在明清时期，朝廷鼓励告发谋反叛逆等重要犯罪，规定：“知情故纵隐匿者斩。有所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全部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50]于是就出现了“各地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的结果，以至明宣宗朱瞻基自己也感叹道：“（三法司）详复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51]
（七）没有未遂、既遂的一般概念及其处刑原则。封建社会的
刑法只是就具体犯罪规定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法定刑，在名例篇中没有规定犯罪未遂及其处刑原则，我国封建社会的律学也始终未曾制作犯罪未遂的概念及其处刑原则。关于暴力犯罪自然也是如此。
譬如，在杀人罪中规定已伤和已杀。已伤是和已杀相联系而存在的，是谋杀人罪的一个独立形态。《说文解字》，见血为伤。已伤是指造成被害人皮破血流，却不论伤势的轻重。在造成被害人皮破血流后，在刑律中所规定的保辜期限内，不是因他故死亡的，而是因此造成的伤害致死的，都认为是谋杀人已杀，却不认为是已伤。如果在保辜期限内他故死亡的或者是在保辜期限外死亡，则认为是已伤，不能认为已杀。由此可见，已伤是指没有发生已杀结果，相当于现代
刑法中的未遂。
依据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刑律，杀伤并提，杀是指将被害人杀死，伤是指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唐律关于谋杀人条所规定的已杀实是指已经将被害人杀死。谋杀人是意在将被害人杀死。“已杀”应是相当于现代刑法学的既遂。
以“已伤”和“已杀”区别谋杀罪的未遂和既遂，这是以犯罪产生的结果为标准的。
四、中国古代暴力犯罪法制经验在我国法制近现代化中的借鉴意义
对一个政府而言，维护基本的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是最起码的职责。就法律体系而言，
刑法在这方面责无旁贷。中国先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李悝就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法经》首著贼、盗两篇予以严厉打击。到了唐律之中，对于故意杀人、强盗、强奸、绑架以及劫囚、反狱、聚众暴动等暴力性犯罪均视为重罪而予以处罚，到了明清朝，比照唐律“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对此类犯罪的处罚有进一步加严的趋势，几乎一概处以死刑，而且“决不待时”。中国传统法律对暴力犯罪的规定虽有残酷、暴虐的一面，但它的法律功效却是非常显著的。它使古代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特别是某些时期如汉、唐、明朝更是独霸全球，无人能比，造就了中国中华帝国的地位。我们知道，法律的目的、功用是适时行用、立功见效、富民强国，以此看来，中国传统法律包括关于暴力犯罪的法律无疑是优良的，是无愧于世界五大著名的法系之一——中华法系这个伟大的称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