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强奸罪。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严厉制止婚姻之外的男女异性关系，所谓“男女不以义交者，淫”。即使通奸也受刑罚，[40]至于强奸，更被认为是逆天绝理、禽兽不如的暴行，更是严加惩罚。在法律文献中较早出现强奸罪的当属秦朝，秦朝法律有：“臣强与主奸，何论？比殴主。”[41]殴主，死罪。故此种强奸行为当处死。到唐朝，一般常人之间的强奸，处流刑或绞刑，“奴奸良人，……强者，斩”。[42]到明清时期，关于强奸罪的规定最为完备。
大清律对强奸已遂犯，处绞监侯，未遂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强奸十二岁幼女，照光棍例，斩决。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女者，斩决，奸家长亲属妻妾者，视其亲等，或杖一百，流三千里，或死刑监侯。但家长强奸奴婢及雇工人妻女者，没有处罚规定。
9）家庭暴力犯罪。中国古代的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比较复杂。凡以卑犯尊，如儿子、孙子殴打或杀害父母、祖父母则入于“十恶”之中称为“恶逆”加重处罚，而以尊犯卑，如父母、祖父母殴打或杀害儿子、孙子则不为罪或减轻处罚。这里主要说说夫妻之间的暴力侵犯行为，按古代的法律，夫妻之间虽然也是严重的不平等关系，但不平等的程度不似父子、君臣之间的差别那样大。早在秦朝，法律就对夫妻之间的暴力相犯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法律答问》有：“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支（肢）指、肤体，问夫可（何）论？当耐。”丈夫殴打妻子，撕裂了耳朵，折断了肢体，即处以耐刑。到了隋唐以后，随着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加深，夫妻相犯同罪异罚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丈夫暴力侵犯妻子的处罚比常人较轻，“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但如妻子殴打丈夫则入于“不睦”，[43]严厉打击。具体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宋、元、明、清大体同唐。
三、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特征
（一）刑罚残酷。在中国古代的早期，就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实施严酷的刑罚，如在商朝，国家就对聚众叛乱一类的暴力犯罪实施残酷的诛连刑，即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刑罚。《尚书•盘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有。”“ 劓殄灭之，无遗有”即是此刑。西周的时候，对于杀死君主的暴力犯罪则“残之”、“醢之”，“残”就是肢解刑。“醢”就是将人放在一容器里，用大杵将人捣成肉泥。此刑乃商纣所创，极为惨烈。汉朝时则对大逆不道等重罪实行弃市、腰斩之类的酷刑。唐朝虽被认为是较为仁义的王朝，但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却毫不手软，丝毫没有仁慈的味道。《唐律•贼盗》：“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大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其谋大逆者，绞。”
唐朝以后，统治者认为一般的斩绞不能有效地打击严重的暴力犯罪，就用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刑罚——凌迟来施行于罪犯。凌迟刑起于辽朝，[44]五代时期滥用成风。北宋时废止。南宋时又开始出现于一些单行法规之中，明清则又规定于正典之中。如《大明律》、《大清律》对反逆大罪都明文规定了凌迟刑，“凡谋反、谋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特别是《大清律》适用凌迟酷刑的范围比《大明律》显著扩大。明律中有关凌迟的律和例，共计十三条，清律全部承袭，还陆续增加了劫囚、发冢、谋杀人、杀一家三人、威逼人致死、殴伤师业、殴祖父母和父母、狱囚脱监以及谋杀本夫等九条十三罪。
关于凌迟的具体操作，各种历史资料都有详细的描述。《宋史：
刑法志》记载“凌迟者先断其肢体，次绝其吭，当时之权法也”。《读律佩觽》则说“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之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这就详尽地记载了凌迟的完整程序：其用刑的方法是，先一小块一小块的割肉，直到浑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为止，这之后男的割去生殖器，女的也破坏生殖器官，再取出内脏让人死去，然后把尸体分成一段段一节节，直到把骨头剁碎为止。
除使用凌迟刑外，还大肆株连，以《大清律例》的有关规定为例，凡谋反、谋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株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即使子孙确不知情，年十一以上，也要阉割发往新疆给官为奴。
（二）同罪异罚。同罪异罚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征，因为中国古代是身份社会，自然法律便是身份法。而关于古代暴力犯罪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即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犯同样的暴力犯罪，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适用的处罚结果也有别。早在西周时期，《周礼•秋官•掌戮》就规定：“凡杀人者，跛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凡罪之丽于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于甸师氏。”杀人犯或盗贼罪要在闹市正法，暴尸三天示众；王族或有爵位的贵族犯死罪，则由管理郊野的甸师氏秘密执行，一般不当众行刑。《礼记•文王世子》亦载：“公族其有死罪，则磐于甸人；其刑罪……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公侯贵族犯死罪或身体刑者，由郊野官秘密绞杀行刑；犯宫刑罪者，由贵族们议决或赦免。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载，西周还有“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的八辟之法，继勤、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特权人物犯罪，不按刑书规定量刑定罪，而要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等进行个案议决，一般实行宽宥赦免。
进入到封建社会，各朝继续沿用对暴力犯罪的同罪异罚原则。主要体现为尊卑同罪异罚、良贱同罪异罚、官民同罪异罚以及大官小官同罪异罚等等。而最为典型的是元朝的规定，元朝不仅以上那些同罪异罚照单全录，而且还发展出了两个方面，即民族之间同罪异罚和僧俗之间同罪异罚。先说民族之间同罪异罚，元朝法律明文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45]汉人如违反规定还手打了蒙古人，则会被严刑科罪。蒙古人因争吵及乘醉欧死汉人，仅对死者家人赔“烧埋银”，及被罚当兵出征。法律所规定的“杀人者死”的原则只适用于汉人杀蒙古人、蒙古人之间的命案，以及汉人之间的命案。多桑著《蒙古史》中曾引元太宗言：“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再说僧俗之间同罪异罚。元朝特别推崇喇嘛教，故对其僧侣赋予种种法律特权。对僧侣对一般民人的暴力侵犯减轻处罚，对民人对僧侣的暴力侵犯则加重处罚。元武宗以前皇帝曾特旨宣政院：“（俗人）殴西僧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 法律上的特权，导致僧侣飞扬跋扈，强占民宅以充驿舍，奸淫妇女、侵夺财物，强占民田之事屡见不鲜。[46]僧侣们甚至将一般贵族、官僚也不放在眼里。至大元年（1308），上都开元寺西僧强买民薪，民人向留守李壁控告，李壁正在询问情况之时，西僧们挥舞棍棒冲进官府，将李壁拖出痛打，并将其绑架回寺院予以囚禁。事发后，西僧却逍遥法外。至大二年，僧侣龚柯等人与诸王合几八刺的妃子争道，竟将该妃拉坠车下殴打，此事上达朝廷，也被“诏释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