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齐的时候把不道杀人彻底从一般杀人罪中分离出来，列入“重罪十条”之中，成为国家最为重视的十类犯罪之一，到隋唐时改为“十恶”之一之后历代相沿不改。
唐朝不道杀人罪在唐律总则《名例律》中规定：“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依据律注，“不道杀人”包括“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杀人”两个罪名。“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除了手段残暴以外，还在断人香火。孔丘讲过：“祭之以礼”。“杀一家非死罪三人”，罪入不道，是手段残暴和儒家这一经义共同作用的结果。“支解杀人”是“杀人而不戚焉，贼也”这一经义的反映。在分则《唐律•盗贼律》中规定：“诸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
明清律中，不仅在正典中重点强调，而且还在条例中加以细化和规范化。明例“杀一家三人”的原文如下：
“支解人，如殴杀、故杀人，杀死之后欲求避罪，割碎死尸，弃置埋没，原无支解之心，各以殴故杀论。若初心本欲支解其人，行凶时势力不遂，乃先杀讫，随又支解，恶状昭著者，以支解论。俱奏请定夺。”
清援用此例，仅删去“初心本欲支解其人”的“初心”二字，使文字更为简洁。
5）抢劫罪。抢劫罪是指以暴力或者恐吓的方法掠夺别人财物的犯罪行为，是典型的暴力犯罪。在古代一般都称作强盗罪。历史上各个政权都严厉打击之。我国古代从夏朝时起，就有了明确的抢劫罪的记载，夏书记载的昏的罪名就是抢劫罪，并处以死刑的刑罚。西周已有了抢劫杀人罪，如《尚书•康诰》说：“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弗憝。” 杀越人于货，就是抢劫杀人罪，一律处死。[37]现在的杀人越货一词，就来源于此。
秦朝的竹简中也有抢劫罪的记载，秦简《封诊式》群盗爰书记载以下案例：“某亭校长甲，求盗在某里曰乙 ，丙缚诣男子丁，斩首一，具弩二，矢二十，告曰：‘丁与此首人强攻群盗人……自昼甲将乙徼循到某山，凡丁与此首人而捕之。’”就是说丁曾与人结伙抢劫 ，被搜山捕获，经过审讯，丁供称：“士伍 ，居某里。此首某里士伍戊也 ，与丁以某时与某里士伍己、庚、辛。强攻群盗某里公士某室，盗钱万，去亡。己等已前得丁与戊去亡，流行无所主舍。白昼居某山，甲等而扑丁戊，戊射乙，而伐杀收首。”这里所说的强攻群盗就是指戊、丁、己、庚、辛等五人，手执武器驽二，矢二十，强抢一有公士爵位之家，获钱万，逃之深山，最后被围剿捕获。对于群盗罪犯一般是“斩左趾为城旦”，如有加罪情节，则斩左趾右黥为城旦。
汉朝规定，在抢劫的过程中如伤人，则“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贡其意也。”[38]晋朝由于
刑法理论的进步，对强盗的概念作了较为科学的界定，所以在定罪量刑时有凭有准，法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刘宋律进而规定：“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北魏也实行“坐盗弃市”。北周还区分持杖群盗与不持杖群盗，“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对于“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出于正当防卫，“杀之无罪”。
隋唐时期，如上所述，对强盗罪的规定完备而规范。宋元明清以后，有加重处罚的趋势。如宋朝规定：强盗不论持杖不持杖，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其造意之人，行而不受分，或受分而不行，并与行者同罪”；“其有同谋，行而不受分，或受分而不行，亦减刑者一等治罪”。明朝规定，凡强盗已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至于已获赃数、是否持械、有无杀人伤人等情，一概不问。
到了清朝，除了正律按明朝的规定以外，还通过增例的形式加以补充，更严打击。
乾隆五年（1740年）定例：“凡响马强盗，执有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俱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一律处决，于刑劫处，枭首示众；其江洋行窃大盗，俱照此例立斩枭示。”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后，增例首次规定“江洋大盗”罪：凡“在海滨（或）沿江行窃客船者”，为江洋大盗。只要“已行得财”，不论本人原籍何处，“均照江洋大盗例，无分首从皆拟斩决， 亦不准分别法所难宥，情有可原”。可见，乾隆以后把“江洋大盗 ”已作为刑事镇压的重点。
仁宗即位后，鉴于“江洋大盗”威胁海防、江防，影响国家漕运，于嘉庆六年 （1801年）制定新条例：“江洋行窃大盗 ，俱照此例立斩枭示 ”。此后又补充规定：“洋盗拘捕杀人情重加拟凌迟。”如“私运蔬菜接济洋盗，比照米谷计匪例，量减拟遣”。船户“串通盗匪行劫船内 客货 ”，“并未同行上盗”，比照情有可原例拟遣“。道光年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严重变化，对江洋大盗的处刑更重，防范更严。道光十六年（1836年），宣宗下令：将沿海港叉村庄设法编查，“履(屡) 堪以绝窝线而清盗源”；严饬“各省沿海地方文武员弁，平日认真稽查盗匪与奸民”，使之“不能沟通”，“株根净绝，洋面肃清”。
6）故意伤害罪。此罪是指以暴力伤害他人的身体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行为。此罪威胁到民众的基本自由、安全及幸福，打击此种犯罪是历代法律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古代的故意伤害罪首见于《周礼•秋官•暴杀戮》之中，“犯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在秦律中已较为常见，规定也很具体。例如，伤人有斗伤，贼伤之分。《法律答问》：“甲贼伤人，吏论以为斗伤人，吏当论不当。”斗殴中“噬断人鼻若耳若指若唇”者，一律处于耐刑。“缚而尽拔其须眉”者，处完城旦刑。秦律对斗殴伤害的程度，也规定了标准。如拔人发，以“提”计算，凡“智（知）以上为提”。又撕破他人嘴唇，咬伤他人颜面，均比作疻痏，与打人造成青肿或破伤同论，折断“脊项骨”与折肢同论，互有损伤者各论其罪。斗殴中虽系自伤——“顾折齿”，仍以律论对方。
对于持械斗殴伤人者，处刑较徒手为重。如以“针、鉥、锥”相斗，貲二甲；伤人者，“黥为城旦”；如系拔剑而斗，虽只“斩人发结”，也当“完为城旦”；执铍、戟、矛相斗，只要出鞘，即使未伤人，也按拔剑相斗论处；秦简中还有“以梃（木棍）贼伤人”的条款，但处罚不详。
在斗殴伤害罪中，为吏伤人，加重处罚。《史记•夏侯婴列传》：“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集解》如淳曰：“为吏伤人，其罪重也。”
此外，秦“邦客”，与秦人相斗，虽用兵刃、棍棒、拳指伤人，也只“擎布”，即按赀布之法缴布入官，从轻处理。《法律答问》：“邦客与主人斗，以兵刃、投梃、拳指伤人，擎以布。”“可（何）谓擎？擎布入公，如赀布，入齎钱如律。”对秦邦客犯殴伤人罪从轻处刑的目的，在于招徕新秦人，以壮大秦国的实力。
唐朝的时候，故意伤害罪被分为普通故意伤害罪、共同伤害、持械伤害等，并根据伤害的程度以及双方的身份和具体情节，确定处刑的轻重。
7）暴力拒捕罪。各个时期严惩暴力拒捕行为，如秦律判例有：“求盗追捕罪人，罪人袼（格）杀求盗，问杀人者为贼杀人且斵(斗)杀？斵(斗)杀人，廷行事为贼。”[39]求盗追捕罪犯，罪犯击杀求盗，系斗杀人，但按成例判为贼杀人，而对贼杀人的治罪比斗杀更重。明朝法律更体现了对某些暴力拒捕罪的逐步加重刑罚的趋势。弘治《问刑条例》对于贩卖私盐，根据情节处以刑罚，严重的充军，尤其重惩强行贩卖私盐、暴力拒捕的行为。嘉靖《问刑条例》：“凡豪强盐徒聚众至十人以上……拒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人至三命者，比照强盗已得财律，皆斩”。万历《问刑条例》：将“若杀人及伤人三命者”，改为“若杀人及伤人至三人者”，一字之改体现了对强行贩卖私盐行为的加重镇压，即使十人以下，为首者也“依律处斩”，下手之人处绞刑。另外，根据《大诰》的规定，严惩在逮捕贪官污吏的过程中的阻挠行为，即使百姓在绑押贪官污吏的途中，如有人暴力阻拦，也要斩首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