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对暴力犯罪的规范已达到成熟阶段。这主要表现在犯罪理论上、法条规定上和一些定罪量刑的原则上。
首先，理论上，《唐律疏议》对各种犯罪进行概念界定、关键字词解释、历史源流解释、儒家经典解释等等，使
刑法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说：“它对律文的解释，或阐明律意、剖析内涵；或解释字词、明确概念；或就某项原则制度进行历史的追溯；或设置问答、通过辩难解析法律的疑义。不仅体现了刑法学、诉讼法学的最新发展，也反映了法理学、历史法学、注释法学的杰出成就。由于《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因而在实践中成为司法官判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真正起到了“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的作用。[17]当然关于暴力犯罪的理论水平的提高自然包括在内。不仅如此，而且在“重罪十条”经过一定的发展、演变、提高形成“十恶之罪”[18]以后，把暴力犯罪定型的成熟的纳入到“十恶”的体系之内，这应该说也是其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
其次，在法条的规定上，暴力犯罪规定的更加细密、具体和完善。在这里列举一二。
谋反大逆罪。《唐律•贼盗》：“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大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其谋大逆者，绞。”
强盗。根据《疏议》，“以威若力而取其财者”为强盗。罪的处刑极为严厉，即使不得财，也徒二年。得一尺者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如持武器，虽不得财，也流三千里，得五匹即绞，伤人则斩。凡在州、县、乡、里境内，有一人强盗或容留强盗者，里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州、县官亦视具体情况，处笞刑或徒二年。由于奴婢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因此略卖、和诱奴婢同侵犯其他财产一样，均按强盗论罪。在强盗罪中，如系共谋则不分首从；如首谋者临时不行，而行者又未进行强盗活动，则分别首从，科刑。
杀人罪。唐律对于杀人罪分为七种情况，即所谓“七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劫杀。其中谋杀、故杀、斗杀、劫杀都属于暴力犯罪关于谋杀，唐律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不加功者留三千里。造意者虽不行，仍为首。”按《疏议》解释：“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因而需要区分首从，造意者“其计已成，身虽不行，仍为首罪，合斩”。由于谋杀是伙同预谋杀人，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因而列于七杀之首。谋杀未遂，一般按伤害罪处刑，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均处死刑，以体现对纲常名教的维护。故杀，按《疏议》解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一般处以斩刑。但主人故杀奴婢，只徒一年。斗杀，减杀人罪一等处刑。劫杀是指“因劫囚而有杀人者，皆合处斩，罪无首从。……但劫即坐，不须得囚”。
再次，在定罪量刑的原则上，也更加成熟。譬如，在对待“十恶之罪”的反逆、恶逆上，不待既遂，即使在预谋阶段、预备阶段，也按既遂处刑。体现了对伦理犯罪加暴力犯罪的严厉打击。再如，对一般的暴力犯罪如强盗、杀人罪都根据不同的情节，具体分别处刑，力争达到罪刑相当。特别是在伤害罪方面，规定了“保辜”制度。如：“受足欧伤人者限十日，以他物欧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责任；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同过确定保辜的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这是在
刑法理论和制度上的又一大进步，其影响深远。
（三）中国古代暴力犯罪的高峰。
进入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暴力犯罪已发展到高峰阶段。说这个时期是暴力犯罪的高峰阶段，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指这个时期暴力犯罪猖獗，二是指这个时期法律对暴力犯罪处罚严厉、残酷。关于如何会形成这样一些特点，我想还得从西周时期一个著名的刑事立法理论中来寻找：“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宋、元、明、清时期已是封建社会的末世，也就是乱世时期、乱国时期，所以社会矛盾重重，暴力犯罪就叠出，法律必得重典，而在宋、明、清的后一个阶段，既是处于整个封建末世之中，又是宋、明、清各个王朝的末世、乱世、乱国之中。是乱世中的乱世，乱国中的乱国。刑罚岂能不重上加重、酷上加酷！[19]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必然、是规律！
宋朝在开国时期曾对非暴力犯罪提出“临下以简，必务哀矜”的方针，但对暴力犯罪如强盗等的处罚丝毫不减，如《宋刑统》对强盗罪准周显德五年七月七日赦条行事：强盗不论持杖不持杖，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其造意之人，行而不受分，或受分而不行，并与行者同罪”；“其有同谋，行而不受分，或受分而不行，亦减刑者一等治罪”。
对谋反、暴动基本沿袭《唐律》。但在太宗年间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使统治者骇然丧胆。为此，太宗下诏：“其贼党等，或敢恣凶顽，或辄行抗拒，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这样连正常的诉讼程序也不要了，以致被“杀戮溺死者不计其数”。[20]
到仁宗时期，荆湖地区的暴力犯罪猖獗，特别是出现了杀活人祭祀鬼神的暴行，统治者为以暴制暴，就采用了辽、五代时就已出现的凌迟刑来制裁这种重罪，导致了凌迟刑在法律中的出现。但终北宋之世，凌迟刑只见于诏敕，至南宋始与绞斩同列，成为法定刑。[21]
明朝初年，犯罪包括暴力犯罪严重，这从朱元璋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出来，“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22]“弃尸之尸未移，新犯大辟即至”。[23]清人沈家本也说，“明祖当元代法纪废弛之后，人多徇私灭公，因严刑以惩戒之，盖欲风俗之移易也，其峻令之著于大诰者，多出于律外，自序云‘弃尸之尸未移，新犯大辟即至’”[24]所以他宣布，“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朝严惩暴力犯罪的办法是扩大了惩治反叛大逆等罪的范围，加重了对“贼盗”及“打夺”犯罪的量刑。比如，“官司捕获罪人，聚众中途打夺者，为首及下手之人，各坐以斩绞罪名”。[25]而且不惜凌迟入于正典，又首创充军刑、廷杖刑，滥用墨面、纹身、挑筋去指、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镯脚等种种酷刑。
清朝时期，不仅由于封建末世，而且还民族矛盾突出，故暴力犯罪比明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打击暴力犯罪上是不仅清承明制而且还有所加重。如谋反大逆之罪，清律规定，凡共谋者，不分首从都凌迟处死，并株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男士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即使子孙确不知情，年十一以上，也要阉割发往新疆给官为奴。
其他如杀人、强盗、江洋大盗、抗粮聚众、罢考、罢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等等或枭、或斩、或绞、或斩绞监候决不宽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