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新启蒙与宪政——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八周年
田飞龙
【关键词】启蒙 新启蒙 历史 救亡 宪政
【全文】
五四,首先是近代中国的五四，其次是现代性的五四，再次是青年人的五四。
——作者
八十八载已逝，斗转星移，“五四”已经确定的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丰碑，成为我们当代需要不断返回的思想起点。五四在思想上的集中性准备始于《新青年》，五四的启蒙家是一群青年精英，五四被确定为中国的青年节，五四被确定为北大的校庆日……似乎一切的荣誉都归于青年，五四在根底上是一种“青年型文化”。青年是一国之朝阳群体，最具革新精神，而且所援引之基本思想资源（如民主和科学）大抵来自西方定型化的理论与实践，更准确的说是来自于西方文化历史。因此，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倾向就是一种必然，对于本土资源之态度就是一种彻底的否定主义。这注定是一种新文化，一种在原有传统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中的革命性文化力量，它同时参与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对新文化的建设。因此，五四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启蒙，一种对于国人现代性探索中的“器物启蒙”（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和“制度启蒙”（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扬弃和超越。五四所要塑造的是一种全新的人，所要提供的是一种系统化的道统与政统，但却由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客观历史条件而迭遭挫折，启蒙之任务远未实现。因此，理解五四，返回五四，必须首先理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
那么，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如何呢？何以这种特殊性竟能够根本的限制五四新文化的系统实践？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与文明历史的国家，从道统到政统，从皇室到黎民，从京畿到边远，都有一整套的系统理论和制度实践。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群体，这是一个一度强盛并进行文化与制度输出的国家，其文化的系统性与文明的连续性在世所罕见。但是，这一切的文化自信在1840年英人叩关以后日渐衰落，中国整体性的传统文明被强制纳入一种现代性的进程之中，一种全新的世界竞争格局之中。在连续的失败面前，中国文化从一种恢宏大气的“天下格局”被历史性的限缩到一种远东弱势文化的地位。这种千年未遇之变局根本性的冲击和动摇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根基，这种冲击和动摇在精英层的影响尤其剧烈。由于必须面对一种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由于迭经战争失败而导致民族危机日深，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不得不转而学习西方。这种学习是带着一定的“心理障碍”、以救亡图存为最高目标的学习，从“器物”而“制度”，从“制度”而“文化”——这是一种文化重构的阵痛，这是一种强制开启的现代性之路。因此，所谓的“制度”与“文化”，其实都是“器物”，都是首先在工具意义上得到理解和接受的“救国之用”。救亡图存也因此成为贯穿中国近代以来一切现代性努力的根本指向。这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历史特殊性就决定了五四的启蒙是一种精英层的文化激进主义，决定了五四精神资源的“启蒙为表，救国为里”的根性。这种历史特殊性对于理解五四以后的中国革命与建设至关重要。在五四的启蒙体系中，被高度标榜的“民主”与“科学”无不与富强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与国家富强的整体性目标出现偏离，将会受到很大的挤压。因此，五四时代的启蒙笼罩在1840年开启的救亡图存的最高主题之下，其价值体系的中心在国家与民族，而非个人。这与西方立基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上的启蒙具有根本不同的旨趣。这是不必苛责的，因为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源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五四时代的启蒙更现实的价值是为后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扫清了传统文化的障碍，以一种极其激烈的方式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打下了一个异常醒目的历史界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