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以下简称正方），应税所得应当具备合法性，一派认为（以下简称反方），非法所得也应当课税。正方的论据包括：（1）对非法所得课税违背了税收的依据；（2）对非法所得课税违背了税法的正义性和社会道德观念；（3）税收原则并不要求对非法所得课税。[2]反方的论据包括：（1）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应当对非法所得同样课税；（2）对非法所得课税并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并不违背社会道德观念；（3）仅对合法所得课税不具有可操作性。[3]
　　从二者的论据来看，显然是针锋相对，颇具辩论的风格，如果认真阅读双方的论述，则发现都很有道理，读后，让本来对这一问题有点主见的你逐渐失去了主见。但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现，二者的争论实际上走入了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使得这一问题变成了“假问题”，而双方的争论也就变成了“假争论”。这一误区就是，双方的争论是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争论。
　　上述判断一定会让很多参与争论、甚至没有参与争论的人感到不解：这一场争论就是从实践中来，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怎么能说是脱离实际呢？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个命题是如何从实践中来的。当年对三陪小姐征税的问题并不就是对非法所得征税的问题，其所提出的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有可能违背社会道德、甚至法律的“三陪小姐”的收入要不要征税？这一问题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两个问题：（1）“三陪小姐”的收入是否违背社会道德、甚至法律？（2）税务机关在征税之前是否需要判断“三陪小姐”收入的合法性，税务机关是否有权力和能力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是否需要等待相关机关做出判断以后再征税？对于第一个问题，难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什么是“三陪”？法律没有禁止一种叫做“三陪”的行为，只是禁止了很多具体的行为，例如色情活动等，“三陪”收入是否违法，需要由专门的执法机关（例如公安）和司法机关（例如法院）对“三陪”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进行调查和判断，如果违反了，那么，就是违法所得，如果没有违反，则是合法所得。在此之前，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回答。即使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对每一种具体的“三陪”行为进行调查之前，我们也很难判断其是否违反道德。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很简单：税务机关在征税之前显然不需要对“三陪小姐”收入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它们也没有权力和能力作出这种判断，同样也不需要等待相关机关作出终局判断以后再决定是否征税。
　　对于这样一个实践问题，理论界很自然地将其上升为一个古老的争论：应税所得是否应当具有合法性。（这一争论早在德国1919年颁布《税收通则法》之时就存在了，所以是一个古老的争论。）上升的逻辑是这样的：针对第一个问题，根据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在有权机关的终局裁决没有确定某项行为为违法行为之前，人民所为的任何行为都被推定为合法的。因此，税务机关对“三陪小姐”收入征税仍然符合应税所得应具有合法性的原理。针对第二个问题，既然税务机关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判断收入的合法与否，因此，这就相当于非法所得也应当征税。由此，导致了两派观点并引出了很多论据。其实，二者在上升之时，均忽视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里所谓的非法或者合法，是以何时为标准的？是以征税之时，还是以征税以后？正方实际上是主张在征税之时，应当考虑收入的合法性，只有合法收入才能征税，非法收入应当采取没收等其他处理措施。反方实际上是主张从征税以后的发展来看，有可能对非法所得也征了税。如果从征税以后的发展来看待正方观点，正方也不否认，有可能对非法所得征了税，但就征税之时来看，该所得尚未被宣布为非法的，因此，应当推定是合法的。如果从征税之时的状况来看待反方观点，反方也承认，如果在征税之时，某项收入已经被宣布为非法的并被没收，该项收入也不具有可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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