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私产经营行为之法理思考
刘大生
【全文】
由于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活动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影响本职工作，诱发不正当竞争，等等），近年来，除了少部分地区（如福建建欧、江苏宿迁）以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对此都采取了禁止的政策。
笔者以为，对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活动采取一律禁止的政策是不科学的。理由如下：
第一，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活动也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
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有利于直接体验生产经营者的政策法律需求，有利于转变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有利于带动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这种效应在经济落后地区更为明显。经济落后地区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都很困难，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经营人才严重缺乏，允许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一困局，从而启动、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禁止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的政策实际上很难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全体公民的收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干部的工资提高得更快更多一些，他们的私有资金，也要寻找投资出路，禁止投资的政策很难落实。直接投资禁止了，间接投资禁止不了；公开投资禁止了，变相的、灰暗的投资禁止不了。这种变相的、灰暗的投资经营行为监管困难，更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和不正当竞争。
第三，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有利于干部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应当包括每个党政干部个人的素质、个性、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社会交往等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现在机关工作时间越来越规范化了，法定节假日也多了，于是党政干部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了，禁止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他们的业余生活就很难充实，搓麻将、钓鱼、酗酒、泡妞等等就难以避免，有些干部甚至会介入黄赌毒等犯罪活动，显然不宜于干部的全面发展。
第四，党政干部从事私产经营有利于改善干部的收入结构，有利于廉政建设。历史经验表明，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但是贫穷则肯定不能养廉。千百年来，西方国家长期限制贫穷阶层的参政权，从人权上讲，当然是不公平的，但从廉政的角度来讲，却是较好的选择。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虽然为贫苦家庭的孩子提供了入仕机会，具有先进的一面，但在预防官员腐败问题上却乏善可陈。原因很简单，一个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家业的县长与一个家庭很富有的县长相比，前者贪污受贿的可能性显然大于后者。近年来，西方国家流行年薪一元的官员制度，如果没有私产经营制度相配套，年新一元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