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老财辩称：被告刘三姐曾在歌中将其重金聘用的赛歌会种子选手指斥为“奴才”并骂成“狗”（“九十七条街上卖，剩下三条，财主请来当奴才”）。将人称之为“狗”，显然是一种“骂”，是对本人人格的伤害。敬老爱老不仅为国人之独有美德，还不乏
刑法保障措施。但鉴于时代变迁，原告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赔礼道歉。
刘三姐辩称：自己为一聪明理智之人，并非一味将仨秀才当成彼种无汗动物，众相亲也不是没有长眼，分辨不出人和狗的外形。这只是个人的情绪表达而已。事实上，秀才作为社会精英，虽非满腹经纶，但至少该知书达理，却也公然信口雌“黄”：他们中间的“别人看戏我挨打”的罗秀才歌曰：“小小黄雀，你莫恶，你歌哪有我歌多？”这不也是骂人吗？黄鹂鸟、金丝雀等大宅门之宠物虽美丽可爱，又可以消愁解闷儿，使人（如莫老爷）益寿延年。但毕竟不能像狗看门护院；或俎豆于贵家；或献身科学，进入巴普洛夫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的试验室，那样具有更高的实用和食用价值。这不是在骂狗都不如吗？
法院认为：尽管中国传统中亦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厌家贫”，等古训，将狗作为人的楷模；还有男女姓名中如黄鹂、二狗等等，当代“藩夷”也欲将狗权与人权一样写入
宪法，但皆不足为凭。除了中性的生物学名词外，贬义多于褒义却是不争的事实，最显而易见的如“走狗”（running dog，已如 paper tiger 一样，被西文接受），是分量极重的骂人的话。三年前某市轰动一时的“猬狗案”就是因这个小小的“狗”字，引起的一桩反反复复一再改判的“司法干预学术自由”的公案。
如上所言，刘三姐和莫老财的对歌并非同台献艺，而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辩难，更是刘三姐等普洛大众争取言论自由和最低生存条件的契机。虽有过之，但在激烈的言词对抗中，“情绪化”委实在所难免。倘若作严格的限制，尽管会平息争吵，然而也就从此窒息了民主的活力。恐得不偿失。因为后者的价值显然高于前者。由此可见“情绪化”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辩难之必须。思想只有尖锐对立，矛盾才能被发现，才有解决的可能。“情绪化”的言词，实为不得不然的代价。即使刘三姐骂了人，仨秀才也以同样的语言、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情势之下，予以“回敬”。两下扯平，本法庭不再追究。
然而，法院认为：原告的第二项申诉，涉及当代人权的一个核心问题。原告以侵害人格权的理由提出，是考量到国内权利保护的现实状况。其实，还应看到更高的价值，即人的尊严。“人格尊严”形式上虽已入宪，但国人对此的意识还未彻底觉醒。本应详细阐述。然判决书并非学术论文。好在国内外已不乏相关鸿篇巨制，可供查阅。本法官要强调的是：启蒙之后，人性不断觉悟。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必须维护，不可侵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凡夫走卒，其作为个体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和“精神超越性”必须高度重视，绝不能儿戏。贝多芬曾言：公爵多的是，贝多芬只有一个。不妨套用一句：地主老财多的是，刘三姐只有一个。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同样可以说：地主老财多的是，莫老汉只有一个。社会已从身份进至契约时代，莫先生的地主尊荣虽已不再，但做人的尊严却永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事诚无巨细，但双方应尽量避免人格伤害，为共同维护人类尊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