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国家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虚幻形式，逐渐回归本质。在采纳民主共和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国家利益向公共利益的回归是空前的。
“民主共和制是国家的最高形式”，“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民主制的“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24]
当然，即便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国家利益向公共利益的回归也无法一蹴而就，国家利益仍然是形式上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背离仍然是存在的：从经验的层面看，许多执行国家职能的部门以公共利益为由，巧取豪夺，增加单位福利的情形并不罕见。
公共利益必须以国家利益的形式表达，但
宪法仍需防范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背离。特别是将国家利益作为限制人权的理由时，这种背离的危险就更加明显。因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利益都可以援引为限制人权的正当性理由，明显与公共利益背离，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国家利益不能作为限制个人人权的理由。
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国家为了存在而产生的利益，国家为了履行其基本职能而产生的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赋予其拟制的生命，与个人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类似，国家的根本利益可以置换为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
生存指国家存亡的利益。国家如果面临外来的侵略，涉及到民族存亡的时刻，公民的某些人权必然要受到限制：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为了保卫国家而要求人民服兵役，甚至因良心拒绝服兵役者受到的强迫也不构成对表达自由的侵犯。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甚至国家可以要求个体不惜自己的生命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当然，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复合体，但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存亡对复合体来说不是根本的要素。但逾越这个界限的侵略战争，不能作为限制个人人权的理由。
独立指国家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体，自己的制度。就象个体的人需要自由地行动一样，国家也需要免于外来干涉和控制，需要有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主权。因此，当国家主权受到干涉时，国家为抵制这种干涉，可以限制个人人权。
经济财富指对整个资源的控制。这里的经济财富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一个层面是国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控制，如土地、河流、环境等，另一个层面是财政，政府没有财政收入无法履行职能。国家为保护资源，为了可持续发展，可以限制个人的经济自由，要求个人不能为追求自己财富的增长而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国家为获取财政收入，对公民个人的财产权予以限制——公民必须纳税。
三、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实质表达
从词义学的角度讲，在中文语汇中，“社会”一词最早指祭神时的集会，后来日本学者把英文的society译为汉字“社会”，一直沿用至今。[25]一般来讲，社会可以泛指由于共同利益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利益的共同性使得社会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小到很小的居住群体，如社区；也可以是一个城市；还可以和一个国家的范围重合。问题是，我国宪法文本中的社会利益究竟指多大范围的社会？如果不能确定，则与国家的范围是重合的。如果确定，则与文本中的集体利益可能重合。
我们只能将社会理解为整个社会。就国内政治的层面来看，是与国家的范围重合的。一如前文所述，国家最初的功能是执行社会公共职能，国家本来就是为了执行社会利益的，由于个人利益在向公共利益转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才演变为阶级利益。从这个意义看，社会利益本来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本质，也应该是国家利益的本质。阶级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限制本质，社会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应然本质。
庞德曾经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庞德看来，社会利益指“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这种生活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26]实际上，庞德所指的社会利益与我们所称的公共利益更为接近。
我国的大量立法并不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时称社会公共利益。
《
民法通则》第
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
民法通则》第
五十八条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