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结果归责标准。结果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适用法院的判决行为。客观地说，法院的判决也会违法，也会有过错，也会侵害公民、法人的权益。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包括法院的错误判决，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但是，对法院的错误判决，为什么不适用违法归责标准或过错归责标准呢？因为，法院判决的错误与否，既要符合国家赔偿制度的原则，又不能违背司法最终性的原则。对法院错判的赔偿责任，只能实行结果归责标准，即只有经法院再审撤销原判的，才能引起司法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如果未被撤销，就不能说有错判存在，当然更没有赔偿责任的可能。在刑事诉讼中，一旦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因执行原判被侵害的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等，就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责任得以弥补。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情况则略有不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错判，虽然也是结果归责标准，但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损失是可以通过执行回转挽回的。如果能够挽回损失，就没有必要由国家来赔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民事、行政诉讼中错判责任的结果归责标准，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就是：通过执行回转无法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或无法完全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才有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第四，无过错归责标准。无过错归责标准适用于合法行为的补偿责任形式。在
国家赔偿法中目前没有关于补偿责任的规定，当然也就没有补偿责任的归责标准的规定。这是一种缺陷。国家机关的行为合法，只是表明国家机关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并不表明这种合法行为没有或不会给公民、法人的权益造成损失，也不等于受害人有义务自己负担这种损失。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公共负担原则的要求。国家补偿责任的无过错归责标准，是指国家机关的合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了损失的，对于这种损失，受损失人无过错或无法律根据应由他本人负担时，就应当归于国家补偿责任形式。例如，公民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经查证核实他并没有犯罪，将其释放。在这种例子中，公安机关拘留他是符合
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条件规定的，没有违法，也没有过错。但是该公民事实上并没有犯罪，表面现象上的犯罪嫌疑，也并不是他的过错。在这种谁都没有错的情况下，该公民人身权利被限制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种损害，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让该公民自己负担，国家基于公平原则和公共负担原则，应当对受害人进行抚慰，给予补偿。这种补偿责任是一种弥补性质和抚慰性质的法律责任，不是一种恩惠，不能以“适当”为标准搞象征性补偿，而应当是充分的、及时的补偿。
第五，过错加风险的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领域。对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目前的
国家赔偿法没有涉及，实践中出现类似损害时，一般都是通过民事赔偿责任来解决。问题是，公共设施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主体的性质、地位、权利等，使得其与民事赔偿相去甚远，也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许多国家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都是按国家赔偿来处理的。[12]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归责标准，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过错标准，即公共设施的设立、管理主体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后果，是否有管理上的缺陷，是否有主观上的过错，如果有过错，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如对设施疏于管理使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造成他人损害，应当赔偿。除此外，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还要规定风险归责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风险责任。因为公共设施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管理上的缺陷或过错，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可能损害公民、法人的权益。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务活动的扩张，公务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危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用违法或过错标准，就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无过错责任即风险责任就应运而生。当然，风险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过错归责标准是一个一般的归责标准，风险归责标准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范围内和条件下适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还是适用过错归责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