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的违法归责标准，也适用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赔偿范围。目前
国家赔偿法对此的规定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我认为不能只限于拘留和逮捕这两种形式，从法律规定上看，刑事强制措施不仅仅是拘留和逮捕，还有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从实践中来看，司法机关滥用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变相限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是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就应当是所有的刑事强制措施。另外，刑事强制措施的违法归责标准，所违之法应当是
刑事诉讼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违反了有关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而不是违反
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本身不应当规定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而应当只是概括地规定凡是违反
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都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错误监视居住和错误取保候审，均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第二，过错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应当与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基本一致，适用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相关的事实行为、柔性行为、军事行为等。国家机关的违法，说到底都具有过错性质。国家机关是执行国家法律的主体，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它的职责要求它应当尽职尽责，必须忠实地贯彻执行法律，实现国家意志。如果国家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表明它已经违背了国家的意志，背离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职权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过错。国家机关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情有可原”的理由的，也就是说，客观表现出来的违法，必然源于主观心理的过错，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过错归责标准在
国家赔偿法中没有规定，因为当初以为，过错是主观标准，难以把握；如果按照民事赔偿的过错标准来规定，会使国家赔偿归责标准成为违法和过错双重标准，更不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在于：法律规则的要求，有时是很原则的，在这些“宽大”的原则范围内，有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问题，也有事实行为缺乏法律规定的问题，以及行政机关柔性行为的非法律调整内容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靠一个违法原则能够解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然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故意或过失地对待公民、法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所以，有必要在违法归责标准以外，再增加过失归责标准。也就是说，一方面用违法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违法的，应当赔偿；另一方面又用过错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过错行为的，也应当赔偿。这种双重标准的分别运用，显然弥补了违法归责标准的不足，增加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主观因素的要求，加大了国家机关的责任负担，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其实，从国外制度看，大多数的国家赔偿制度都是实行过错归责标准。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实行的是过错归责标准。如英国的判例反复确认，政府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只有在属于法律授权且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才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政府有过错，这种损害是可以避免的或者不是必然的，政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10]这些国家对待过错归责标准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