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即使哲人当教导民众，哲人的教导民众也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情，哲人在教导的过程中时时面临着来自民众的危险：民众很可能不耐烦听哲人的训诫，远离哲人让哲人孤单无为；很可能以为哲人犯了错、自身的知识才是真确的，哲人需要民众来教训；甚至以为哲人错得没救、要取其性命才好了。既然教育民众这么艰难，为什么哲人定要去教导民众，去为民众立法？如果说真理守在本身的知识组织法则地盘里，和意见划清界限；哲人恰如其分地清静无为，与民众隔得远远的，不就相安无事了？虽然真理看得明白，真理为意见立法却是真理要跨越本身的边界去为意见立法，真理有着一种入侵意见领域立法的欲望，想要否弃掉意见，为什么真理偏偏想要突破和跨越边界，爱错对象（真理不该爱意见？）？哲人为何不隐匿到山林之中，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自在状态之中，亲近自身的纯粹高贵，求得大光明之中的快乐？那些爱智慧的哲人为何一定要将追求善的正义与秩序带入那些似乎不需要也不予以理会的民众里边，乃至使自己觉得绝望？真理就非得要拯救意见？
　　按照施特劳斯和其跟随者的法眼[④]，对于柏拉图，即使是苏格拉底之死也只是带来如何改换真理/哲人教化好意见/民众的教育方式。“在城邦与哲学的冲突中，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毫不妥协的死亡，但柏拉图却在苏格拉底和特拉绪马科斯身上，看到了可能的解决办法，在言辞中创造高尚的城邦，融合苏格拉底和特拉绪马科斯的方法。‘柏拉图解释了特拉绪马科斯的方法，搞懂了特拉绪马科斯在形成青年人的品质和教导大众方面，比苏格拉底更能干；苏格拉底只具有对正义和美德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一种爱的力量，却并不具有形成青年人和大众的品格的能力；而哲学家、君主和立法者应该有能力运用两种方法：对精英阶层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对青年人和大众用特拉绪马科斯的方法’。如是，《理想国》就为哲人和城邦的冲突之解决作出了模范”。[⑤]问题真要是可以这么简单解决就好了。可后来的尼采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又为的什么？鲁迅对布道的的怀疑与犹豫又从哪里来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出了这种教育的苦痛：“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拯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⑥]哲人想要教导民众的功德圆满似乎就是要毁坏一间“铁屋子”。在鲁迅的传道过程中也曾有过乐观和希望，可惜只在短暂的“听将令”的“呐喊”之后就陷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彷徨”。这一经历似乎很可笑的：“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⑦]虽然有哲人来教导就“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可是到后来哲人似乎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民众才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阵则是胜者”。[⑧]正是在鲁迅这样反复表达的先知或素王式的寓言之中，蕴含着一种哲人的深厚悲哀。可如果定数是哲人得面对未知其边境的如此庞大、隐藏得极深的民众的遮蔽，要在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希望之中孤独、寂寞、迷茫而又无可奈何遭遇绝望，乃至于要发出“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哲人为何非得要去同情那些民众，为其播种火与光？未必没有了民众，哲人也就不需要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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