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朝，关于不分首从之制也已经成熟。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斩，谋叛上道者皆斩，谋杀期亲尊长皆斩，谋杀府主长官一杀者皆斩，强盗商人者皆绞杀人者皆斩，等等。而且，在法律总则里还明文规定，凡条文中有“皆”者即不分首从。这标志着不分首从之制已经成熟了。
明清时期，基本上沿袭唐朝，也作了一定的发展。明朝时期，谋反大逆之罪，凡共谋者，不分首、从都凌迟处死，并株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对于监守自盗者不分首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斩。[8]“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即宦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因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安置。”[9]“民拿害民该吏……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不分首从）。”[10]又设“禁游食闲民”之法，规定：“市井决不许有逸夫”，如逃往山泽，不听官府召唤，为首处绞，抗拒者不分首、从皆斩。等等。
清律基本同于明律，不过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定。如，清朝首次规定江洋大盗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后，增例首次规定“江洋大盗”罪：凡“在海滨（或）沿江行窃客船者”，为江洋大盗。只要“已行得财”，不论本人原籍何处，“均照江洋大盗例，无分首、从皆拟斩决，亦不准分别法所难宥，情有可原”。[11]
又规定：盗大祀神祗御用祭器帷帐等物，不分首、从，皆斩。[12]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
甚至出现了异端思想罪，不分首、从都处死刑。如顺治、康熙年间庄廷珑招集学人编辑《明书》案，雍正时期查嗣庭、俞鸿图典将西试出题不当案，乾隆时期徐述夔咏诗案，等等，都是牵连数十人均被处死。
历朝共同犯罪区分首、从与不区分首、从有如下特征：
1、凡是不区分首、从的犯罪都是重罪，如谋反、大逆、恶逆等，犯罪成员不分首、从概处绞刑、斩刑，乃至凌迟。区分首、从的都是轻罪，如盗窃、伤害、打架斗殴等。
2、不分首、从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例如，在《唐律疏议》中谶纬妖书妖言罪，即“假托灵异，妄称兵马虚说反由，传惑众人，而无真状可言者，自从妖法”。而妖法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区分首、从论罪）而清律则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再如，在《唐律疏议》中，“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包括帷、帐、几、帐等。）共同犯罪，区别首、从。而清律则规定：“盗大祀神祗御用祭器帷帐等物，不分首、从，皆斩。盗军器者，加一等治罪。”[13]
3、不分首、从的处刑越来越重。上段分析中可见一斑，另外，最典型的是，唐朝时的谋反、大逆、恶逆等重罪共同犯罪中不分首、从处的都是斩刑，而明清时期此类犯罪一概处的都是凌迟。此外其他的共同犯罪中还有处枭首、充军的等等。
4、不分首、从概处重刑已越来越涉及到思想犯罪上来。唐以前，不分首、从的重罪一般只适应于行为犯罪，如唐律，像大逆这样的重罪在谋划未行阶段也还是分首、从的，谋叛在上道以前也是区分首、从的。而明清律已作了较大的变化，凡谋大逆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而且在文字狱上，也不分首、从概处死刑。明时开始萌芽，清时达到极盛。
为了较详细地分析中国古代
刑法中共同犯罪里区分首、从与不区分首、从的情况，且为了简便起见，下边的分析皆本《唐律疏议》。因《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刑法典的代表。
《唐律疏议》中的共同犯罪区分首、从与不区分首、从
一、《唐律疏议》中的共同犯罪区分首、从的规定。
《名例律》中：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侵损于人者，以凡人首、从论。（如果一家人共同侵害损伤别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都依照一般人犯罪分别首犯与从犯的法律规定办理。）即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虽然是外面的人发动起意，跟监临主守官员共同盗窃国家财物，仍然要以监临主守官员为首，而外面的常人为从来论处。）
诸共犯罪而本罪别者，虽相因为首、从，其罪各以本律首、从论。《疏议》曰：谓五服内亲，共他人殴告所亲，及侵盗财物，虽是共犯，而本罪个别。假有甲勾他人乙共殴兄，甲为首，合徒二年半；乙为凡斗从，不下手，又减一等。合笞二十。
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法。《疏》议曰：案《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皆斩。”如此之类，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不言“皆”者，依首、从之法科之。又《贼盗律》云：“谋杀人者，徒三年。假有二人，共谋杀人，未行事发，造意者为首，徒三年，从者徒二年半。”如此之类，不言“皆”者，依首、从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