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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作的是建立一套早期预警系统，我们从而能够及时收集到遇到困难的大学生的信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米切尔．扬表示。米切尔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学生事务部的副主席，同时也是该大学心理健康检查委员会（UC committee）的副主席。
米切尔还说，“我们的观点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印证，越早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干预，就越能减少其对大学校园的冲击。”在弗吉尼亚工学院，曹胜辉（Cho Seung-Hui）被认为是枪杀了32名无辜者后自杀的大学生，校方早在2005年就发现了其反常的迹象。
在2005年曹胜辉被指控跟踪两位年轻妇女后，他接受了简短的心理医治；他同宿舍的同学发现他收敛了不少。后来，他所创作的暴力剧本又一次让他的同学和指导教师感到忧心冲冲。
但是对于大学管理当局来讲，将这些事实综合考虑却能够知道一个学生是否正在遭遇一次危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不再沮丧下去。
“大学管理者无法阻止每一起学生自杀，也无法阻止每一起谋杀，但大学管理者却可以在这些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米切尔．扬说，“大学管理者对遇到心理困难的学生及时作出主动反应和干预要远比被动地作出反应和干预好得多”。
米切尔．扬说，他所在的大学有2万大学生，他们需要收集各个院、系的心理问题大学生的信息，并建立一个心理信息交换中心，以方便大学管理者及时掌握有反常行为的大学生或心理问题的大学生。
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塔巴巴拉学院在2001年也发生了一起惨案，该学院的学生戴卫。阿提斯驾车冲向一群行人，碾死了其中的4人。在这场惨案发生后，戴卫仍愤怒地向社会公众宣称自己就是“死亡天使”。法官认定戴卫的行为构成了二级谋杀，但认为戴卫当时处于疯狂状态，从而判决戴卫进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官方还称，在一些小型大学里，大学生经常在空间较小的教室里学习，也有更多的机会同学校相关部门与行政管理人员打交道，因而大学管理者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怀大学生。例如，帕帕丁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马丽布校区（Malibu campus,）拥有4000学生，该大学的管理人员就表示他们大学中间互相帮助的校园文化很浓。
“如果有谁遇到困难或麻烦，就会有很多同学来关心他并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帕帕丁大学的新闻发言人杰里．德罗松说（Jerry Derloshon），“在弗吉尼亚工学园的校园枪击惨案发生后，我们意识到大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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