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同学2：
　　民意和法律人的正义如何协调？民意是否具有正当性？
　　我近日看见城管执法已经进入立法规划，也许这个是北京市政府对崔英杰案得回应。我很想问问什么样的群体能加入到立法决策中？如果立法只是参考居民利益，那么这个和流动人口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如果农村和城市资源的失衡，导致这个问题的话，农村的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根源。那么如何更深的看？
　　陈瑞华：
　　民意不见得正义，只是基于利益表达了一种声音。只是民众的声音有集中的相似性。我个人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意引发制度改革——谈民意的积极意义的。为什么很多人要通过互联网表达对社会的评价？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场合。有人说，我们的民主是互联网的民主。我们没有英国式的海德公园，没有言论出版的充分表达自由，我们还在发展中。所以今天在媒体上表达的民意是中国特殊状况的一种缩影。我的想法，民意对个案的影响不是民意本身，而是看法院是不是有机制吸收合理的民意。
　　至于法律人的思维和民意的冲突，我也注意到了。比如在刘涌案中，有些声音说二审判决没有透明公开度，这个评价是对的。但有的声音，如否定程序正义，作为法律人，我是不能接受的。随着案件尘埃罗定 ，对程序正义的否定等等我们发现其没有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于是这里关键是法官怎么看，法律人怎么看。托克维尔谈美国陪审团时说“陪审团为法律的学校，民众通过其参与司法过程，慢慢理解甚至接受了法律人的思维过程。”我们没有办法让民众接受，因为我们没有制度让民众参与司法进程，判决结果是审委会讨论的，不是陪审员能决定的。所以，中国法律人和民众思维有距离，是司法封闭造成的，不该因此否定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王锡锌：
　　谁的城市？谁来参与？我想，城市不仅是居民的城市，城市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外来人要遵守其规则，利益受到其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那么如果外来人被排除出规则参与制定，那么他们没有义务去服从。很多不好的后果，都是把边缘人排除出公共生活造成的。
　　我同意一种观点：中国执法中的猫鼠游戏，根本出路是城市管理的民主化。城市是大家的城市，是公共生活的空间。
　　对于你提到的一种担心“都成为城市人，那么是不是城市会爆炸？”我想只要我们处理好3个问题就可以解决：1市场。如我们的校园治理项目，我们说北大南门的烧烤等问题，我们也得想没有需求哪会有供给？于是市场需求供给调节会发生作用的。2社会规则的制定也得关注乡村，如果乡村不能很好建设，人口过渡在某些点上集中就有可能。但人口不是过渡集中，人口也有流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就会好很多。3经济发展。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位置？如果农业的重要性被提升，人口的流动就有可能是多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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