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谐社会，宽严相继的大背景下，法学家发出“疑罪从轻”，呼应人民声音，从而作出了死缓的问题。以上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司法如何独立，如何反应民意。这是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
　　从孙志刚到崔英杰，民意在中国今天，作用日大，不能为刑法学界忽视。所谓“民意”我想包括2个方面：1悲剧发生后，对官方权力的谴责。如孙志刚案件后，民意对任意施暴的一方及其愤慨。从重庆钉子户事件我们也能看出，只要和官方和私人发生矛盾，民意多半站在弱的一方，去抵抗国家强权。2 2003 年刘涌案件，民意又对官商勾结表达愤慨，特别表达对一定腐败导致放纵被告人这个现象的愤慨。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崔英杰不要忘记刘涌，这2种民意都要注意。两种民意虽然不同，但本质其实都指向制度，这个是共性。民意的声音导致对制度的批评和反思。孙志刚案件指向的是收容遣送制度，刘涌案虽然没有改革制度，但讨论了“死刑、刑讯逼供要不要非法制度排除，程序正义引入中国如何看待？”等多个问题，其讨论也最终指向制度。最近两年，chuxianlin（？）案件，讨论的是“辩护权得不到保护”等等，也指向制度。今天，崔英杰案件也指向制度。如果个案能推动对制度的反思，那么民意就不仅仅影响了个案，也影响了制度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民意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但是面对民意滔滔，其实我们的法院多少还是显得有点被动。死缓的判决使其躲过一截。但试想如果判决书的37个字表述的是死刑，恐怕民意就要指向它了。于是这个判决其实说明不了司法程序已经充分公开透明。现在，在司法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强调司法独立其实未必是好事。没有独立可能带来不公，但没有公开透明，同样很可怕。这是我的第三点评论。看司法独立和民意的关系。
　　第四点：司法权威，无罪推定
　　从5/11到5/16，5天，城管李志强就被授予革命烈士。有的人针对这个就说“这个其实和无罪推定有点矛盾。”我研究看，其实革命烈士只是一个问题。刑事司法还有3个类似的问题：1案件刚刚侦破或移送前，公安就召开立功嘉奖大会。媒体还渲染，当地党政一把参与，参与人员带红花受嘉奖。这个拿云南的杜培武案举例。其实杜案就是个冤假错案。嘉奖的结果是，全体专案组里不是1等就是2等功，每人工资晋升一级，主要人员职务晋升一级。皆大欢喜，媒体充分报道。但其实这时检察院刚刚起诉。最后判决是“证据不足，改判死缓。”里面我们看，杜培武杀的是两个警察，一个还是公安局副局长，这都是了不得的事。一个美国人和我说的时候就说“很奇怪，杀了警察为什么判的轻。”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就是错案。但公安反对平反，理由居然是“已经嘉奖怎么撤销，难道让我们把被嘉奖的人抓起来？”不过可惜最后还是民意难违，昔日红花，今日囚徒。这事我们看出，所谓嘉奖都是在没有审判前定下来的。我们刑法学的疑罪从无之类，就都没有了。2公开逮捕大会。这种大会我亲历很多次。一次去某省出差，遇到在车站广场公开处理这个问题，当时公检法司领导都来了。法院院长也来了，如何公正审判？我们不得不问这个问题。3赃款赃物提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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